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关系发展演变

班禅额尔德尼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之一，自该系统形成之初，便与中央王朝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并在抵制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地方社会稳定；反对藏独，维护中央政府权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考察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关系发展并非一番顺风，时而密切，时而疏远，时而若即若离。根据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关系亲疏的程度，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时期：

一、初步接触时期

众所周知，在藏传佛教各教派发展历史上，格鲁派自兴起之后，一直处于其他教派和地方势力的压制，并一度面临被消灭的境地。然而，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喇嘛等格鲁派首领审时度势，巧妙地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援引蒙古势力，成功地粉碎了反格联盟的合围。但是，要长久地维持在西藏地方的社会地位，仅依靠蒙古势力的支持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寻找更为强大的支持者。为此，1640年，四世班禅提出派色钦曲杰前去女真人的地方，看新兴的后金政权能否成为西藏各教派的施主。（《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正是在四世班禅的提议下，格鲁派上层重新考虑并着手实施与满清政权的联系。然而，当时格鲁派并没有独自与满清政权建立联系，而是与藏巴汗等反格联盟联合遣使。之所以如此，显然受当时西藏局势的制约。在格鲁派看来，如果独自与满清政权建立联系，势必给当时执掌西藏地方实权的藏巴汗等提供口实。相反，征求藏巴汗等的意见，并带上其给皇太极的信函，一方面给藏巴汗等造成格鲁派愿意承认其在前后藏统治的假象，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留下了后路。当然，作为反格联盟首领的藏巴汗，同意与格鲁派等联合遣使，完全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因为他已经了解到当时中原及东北地区形势的发展，预感到满清将取代明朝而统治中国。因此，想通过与满清政权建立联系来强化自己在西藏地区的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经四世班禅的撮合，藏巴汗等同意代表团携带各自的信件、礼物前往盛京，与满清政权建立联系。

从一些藏文文献来看，四世班禅不仅提议遣使盛京，而且还亲自操办了联合遣使的具体事宜，在联合遣使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四世班禅的努力，联合遣使不可能成行，至少不会顺利实施。之所以如此，四世班禅不仅在格鲁派中地位显赫，而且在蒙藏地区及藏传佛教界的影响较大；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四世班禅正值政治生涯的黄金期。他凭借自己在阅历和年龄等方面的优势，在格鲁派与以藏巴汗等为首的反格联盟的斗争中进行斡旋，多次协调蒙古军队与藏巴汗的火并、帕竹与止贡派之间的征战等。这些纠纷的成功调解，不仅扩大了四世班禅的社会影响力，提高了其社会地位，而且使其与西藏地方各派有了广泛的接触和联系，为日后在西藏地方联合遣使中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四世班禅的积极协调下，1640年初，由西藏地方各派共同组建的使团在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带领下，从西藏出发，经新疆、漠北蒙古、漠南蒙古，经过近3年的长途跋涉（牙含章认为代表团于1637年从西藏出发，见《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陈庆英先生认为，西藏地方派出代表团的时间为1639年底至1640年初，见《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4页；《五世达赖喇嘛传》则认为1640年拉萨祈愿法会后，在四世班禅的提议下，西藏地方派出使团前往盛京。见（《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于1642年10月到达盛京（今沈阳），不仅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欢迎，而且还给予较高的礼遇（《清太宗实录》卷六三，崇德七年十月已亥条）当然，这并不表明皇太极本人信仰藏传佛教，而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要想在西藏建立自己的统治，必须首先与西藏地方首领尤其是藏传佛教上层建立密切的联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否则，将是一句空话。同时，藏传佛教已在蒙古地区得到广泛传播，许多蒙古族上层甚至成为藏传佛教的忠实信徒和支持者，形成“惟喇嘛之言是听”的局面。礼遇西藏使团，对于笼络蒙古上层，维护广大蒙古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1643年5月，西藏使团请求返还西藏。皇太极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同时派遣察干格隆等随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行进藏，向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藏巴汗、顾始汗等“至书各一函”。（《清太宗实录》，崇德八年五月丁酉条）西藏地方联合遣使的成功，不仅使西藏地方与满清政权取得了联系，同时，开班禅系统与满清政权接触的先河，为日后班禅系统与清朝政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正式建立时期

西藏使团启程返藏不久，满清入关，建立清王朝。之后，清朝为了加强与西藏地方的联系，频频派人迎请达赖喇嘛。经过多方的努力，1652年3月15日，五世达赖喇嘛前往京师朝觐，受到清朝的礼遇，并予以册封。五世达赖喇嘛的进京册封，加强了西藏地方与清朝的联系，从而掀开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崭新的一页。之后，清朝政府承认西藏地方蒙藏联合执政的现状，实施以蒙治藏的方略。但是，固始汗去世后，蒙藏矛盾不断激化，导致蒙藏联盟瓦解，五世达赖喇嘛最终控制西藏地方局势。在五世达赖晚年和圆寂后的一段时间，第巴桑杰嘉措出于维护自身和格鲁派利益的需要，压制蒙古势力，扶持亲信，实行专权统治。1696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并从被俘人员的口中得知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的消息，再加上桑杰嘉措暗中鼓动噶尔丹反清，大为恼火，立即派人质问桑杰嘉措，同时要求速请五世班禅主持格鲁派事务，并让五世班禅进京。不久，桑杰嘉措派出使团赴京，向康熙皇帝密奏五世达赖圆寂经过及六世达赖的寻访情况，并对康熙皇帝旨谕中的质问做了答复。由于种种原因，康熙在接到桑杰嘉措的辩解辞后，既没有对桑杰嘉措予以严惩，也没有坚持让五世班禅主持格鲁派事务，而是承认了桑杰嘉措寻访的灵童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之所以如此，在康熙皇帝看来，桑杰嘉措当时控制着格鲁派，如果惩治桑杰嘉措，势必影响清朝与格鲁派的关系。同时，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已经找到，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坚持由五世班禅主持格鲁派，更没有必要让五世班禅进京了。

1705年，蒙藏上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拉藏汗杀死桑杰嘉措，夺回西藏地方大权，并奏请清朝政府废黜桑杰嘉措所立的六世达赖仓洋嘉措，同时新立意希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拉藏汗在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上的一系列举措，引起蒙藏民众的反感。青海的蒙古诸台吉亦不承认意希嘉措，与拉藏汗的关系出现隔阂。有鉴于此，清朝政府做出决定，册封五世班禅。诏曰：“朕抚临寰宇，慈爱众生。凡恪守戒规循规，为人安静、勤奋修道者，将颁赐封号，以示朕嘉奖之至意。尔班禅历辈遵奉教法，为人安静，熟谙经典，勤修贡职，初始不倦，致使佛教得意弘扬，甚属可嘉。尔出于心悦至诚，遣使前来请安进贡。故朕特赐尔赦谕，颁金册、金印，封赐班禅额尔德尼名号。扎什伦布寺所属各寺、庄园为尔静养之地，他人不可借口滋事。尔应勤奋净修佛法，悉心教诲僧侣，修行正果。特谕。”（《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康熙皇帝之所以册封五世班禅，目的显然是为了维护西藏地方社会稳定，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因为当时西藏地区的蒙藏上层统治者围绕达赖喇嘛的存废问题争权夺利，引起西藏社会动荡不安。清王朝要想控制西藏局势，必须利用班禅的影响化解蒙藏上层之间的矛盾，进而维护西藏地方的社会稳定。当然，对班禅的册封，也是清朝在西藏地方实行分而治之方略的重要步骤。因为五世达赖喇嘛受到清朝的册封后，其在蒙藏地区的影响迅速扩大，受到蒙藏僧俗民众的尊崇。尤其是到五世达赖喇嘛晚年和圆寂后的一段时间，导致第巴桑杰嘉措借助达赖喇嘛的影响在西藏实行专权。这使清朝统治者感到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影响太大，长此以往，将不利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施政。于是，康熙皇帝决定在西藏实行分而治之的治理方略，即通过册封班禅，提高班禅的地位，一方面削弱达赖喇嘛影响，另一方面防止拉藏汗专权，遏制西藏地方世俗势力的膨胀。此外，可能还有这样的考虑，即如果日后一旦拉藏汗所立达赖有何不测，可以让五世班禅出面主持西藏宗教事务，不至于西藏宗教界出现混乱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如果说，清朝对五世班禅的册封，这是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建立正式关系的序幕，那么，1780年六世班禅进京，则是班禅系统与清朝中央政府关系正式建立的重要标志。

据史料载，1778年之前清朝曾多次邀请五世班禅进京，但一直未能成行。那么，在1778年，六世班禅为何主动提出进京觐见的问题呢？如果结合当时西藏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局势来考察，这个问题便不难解释。众所周知，18世纪以来，清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西藏的施政。1725年，清朝向西藏派遣驻藏大臣，对西藏事务进行直接管理；1751年，批准七世达赖喇嘛执政，实行政教合一制度；1757年，建立摄政制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治理，清朝在西藏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西藏局势趋于稳定。但是，清朝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后，关注的焦点一直集中在前藏及达赖身上。在这种情况下，班禅集团要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必须首先得到清朝的支持。当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17世纪初以来，帝国主义将侵略的魔爪逐渐伸向西藏地区。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反侵略、反渗透的前沿，班禅清楚地知道，一旦帝国主义入侵，后藏地区首当其冲地受到帝国主义的蹂躏。而要抵制帝国主义的入侵，仅仅靠自己的力量显然是不行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促使六世班禅主动提出进京，以寻求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达到抵制帝国主义入侵的目的。

乾隆皇帝接到六世班禅请求进京的消息，十分高兴。不仅当即应允班禅进京，还对班禅进京作了周密的部署。（《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3页）。乾隆皇帝之所以同意六世班禅进京，并将进京的时间定在1780年，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一方面，1780年是乾隆皇帝的七十寿辰，届时，漠南、漠北的蒙古王公以及新疆的准噶尔部首领将会进京祝寿。而班禅进京，必然在联络蒙古首领，维护上述地区的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在西藏实施政教合一制度，从而使达赖喇嘛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影响不断扩大。但是，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地方世俗势力重新抬头。为了有效地削弱西藏地方世俗的力量，防止出现“尾大不掉”，清朝政府允许六世班禅进京。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为了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为自17世纪以来，帝国主义一直想染指西藏。因此，要抵制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必须充分发挥西藏地方的作用，尤其是作为班禅辖区的后藏地区，地处反侵略的前沿，只有充分调动班禅系统的积极性，对于成功地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渗透，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所以，当六世班禅主动提出进京，清朝政府便十分痛快地答应了班禅的请求。（星全成、陈柏萍《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系统与清朝治理蒙藏方略》，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133页）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六世班禅自扎什伦布寺启程，踏上了进京的征途。翌年七月二十一日，抵达热河避暑山庄，并觐见乾隆皇帝。九月初二日进京，住锡黄寺。之后一直在京师从事宗教活动。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十一月二日，六世班禅因患天花在黄寺圆寂，年仅43岁。

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不仅使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得到进一步传播，同时也扩大了六世班禅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加强了班禅系统与清朝中央政府的联系。所以说，六世班禅进京，标志着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正式建立，使班禅系统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之后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相对松弛时期

清朝前期，在处理西藏问题上，中央政府出于强化对西藏地方治理的需要，制定分而治之的策略，一方面倚重达赖喇嘛，迎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并予以册封；另一方面，出于稳定西藏地方的需要，为防止蒙藏两族借达赖之名，争权夺利。不断提高班禅的地位。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谕理藩院，班禅呼图克图，为人安静，熟悉谙经典，勤修贡职，初终不倦，甚属可嘉。着照封达赖喇嘛之例，给以印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正月戊申条）很显然，清朝对五世班禅的册封，既是清朝出于维护西藏地方社会稳定的需要，同时也是在西藏实施分而治之策略的重要步骤，当然，最终和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牵制前藏势力。为了顺利实施前后藏分治的策略，清乾隆皇帝还将达赖、班禅及驻藏大臣的关系、职权等内容写进《钦定二十九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此后，清王朝把达赖和班禅置于平等地位，都归皇帝直接领导，都受清朝政府的册封，都归驻藏大臣监督，重大问题都要请示皇帝批准，重要官员都由皇帝任命。所以，在清朝统治时期，达赖和班禅都受中央政府管辖，他们两者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宗教地位是完全平等的。但在具体的治藏实践中，清朝更多地倚重达赖喇嘛，而将班禅仅仅作为牵制达赖集团的一股重要势力的备用品。尤其是1751年七世达赖喇嘛亲政，实行政教合一统治，使达赖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在许多时候，班禅的作用没有得到真正地发挥。之所以如此，当然还与班禅在西藏地方的影响有关。在清代，班禅系统不仅辖区小于达赖系统，仅限于后藏地区，且实力也远远不及后者。根据《圣武记》所载，1733年（雍正十一年），达赖世系拥有寺庙3150所，班禅世系拥有寺庙仅327所；达赖世系所属僧众302560人，班禅世系所属僧众仅13670人；达赖世系拥有农奴121438户，班禅世系拥有农奴仅6752户。很显然，与达赖相比，班禅的实力过于悬殊，自然无法起到牵制的作用。另外，在清代，中央政府关注西藏的焦点一直被放在达赖及前藏方面，只有在达赖年幼、前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不太融洽而需要班禅协调的时候，中央政府才会将目光转向班禅。七世班禅参与第九至十一世达赖转世认证就是例证。

嘉庆九年（1804年）十月十八日，八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圆寂。根据嘉庆皇帝的谕令，济咙呼图克图等经过四处明察暗访，并多方考察，一致认为西康出生的孩童确系八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后经七世班禅等的反复恳求下，嘉庆皇帝反复权衡，同意免于金瓶掣签。嘉庆十三年（1808年）八月十三日，嘉庆皇帝降旨，敕谕七世班禅教导九世达赖喇嘛学习佛法。（张羽新《清代治藏典章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页）时隔不久即嘉庆二十年（1815年）一月十六日，九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圆寂。后经新任摄政派人四处查访，先后觅得5位神童。道光二年（1822年）正月十五日，遵照道光皇帝的旨谕，七世班禅在布达拉宫主持金瓶掣签仪式，最后认定理塘神童为十世达赖喇嘛。鉴于七世班禅成功地完成十世达赖喇嘛的寻访和认定，道光皇帝特为七世班禅降旨，以示嘉奖。（张羽新《清代治藏典章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6页）然而，道光十七年（1837年）九月，第十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突然圆寂。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道光皇帝谕示驻藏大臣孟宝等遵照向例，会同班禅等对众签掣。同年六月初二日，遵照道光皇帝的旨谕，七世班禅为十一世达赖喇嘛剃发，并取法名。

从上述资料来看，在第九至十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和认定中，七世班禅遵照清朝中央的旨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这并不表明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十分融洽，因为除了这些事件，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并没有太多的交往。之所以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清朝政府对西藏地方关注的焦点一直集中在前藏即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方面，这样，班禅系统就只能被搁置一旁。因为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自己对西藏地方的控制只能通过达赖及噶厦来实现，既然达赖及噶厦拥护中央政府，并按照中央政府的意愿进行施政，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利用班禅来牵制达赖及噶厦了。因此，一直与班禅系统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不完全疏远，也不过多地关注二者关系的发展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没有太多的联系，则完全与当时西藏地方的局势和清政府的错误决策密切相关。众所周知，19世纪中期，英帝国主义加紧对西藏地方的渗透，企图将西藏纳入其殖民范围。尤其是1887年和1904年，先后两次悍然发动侵略战争。面对西藏地方遭受帝国主义的蹂躏，作为清政府，应当极力捍卫主权，支持西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迫于帝国主义的淫威，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尤其在英国两次侵藏战争期间，不仅没有支持西藏人民抗英，反而阻挠甚至反对西藏民众的反抗斗争。这必然激起包括班禅在内的全体西藏民众的不满。班禅系统爱国爱藏，坚定地站在西藏人民一边，英勇抗击帝国主义。由于双方分歧的出现，自然也就影响二者的关系。

民国初年，拉萨发生动乱。但班禅系统并没有卷入这次具有“藏独”性质的事件中。之所以如此，因为班禅所属后藏地区远离拉萨，没有卷入藏独事件的地缘条件；同时，班禅势单力薄，如果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很难与拉萨“藏独”势力抗衡。此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班禅与达赖的关系恶化，矛盾重重。正是上述诸多方面的原因，民国初年，班禅系统并没有参与“藏独”事件。当然，这并不表明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因为大量的资料来看，当时二者并没有太多的来往，仍然处于相对松弛阶段。

四、巩固强化时期

清朝后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达赖与班禅两大集团之间形成矛盾，并不断得以激化。尤其是民国初期，二者之间的矛盾斗争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为此，1923年11月18日晚，九世班禅携少量随从出逃，途经青海、甘肃、西安、太原等，经一年多的跋涉，于1925年初抵达北京。尽管九世班禅出走内地是一种无奈之举，它却对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带来了契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班禅系统长期偏隅后藏地区，远离中央政府，这样，自然也就影响了双方的交往。而出走内地，不仅使彼此增进了了解，而且也为双方间的直接交往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民国初期，班禅系统和中央政府之间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但是，由于达赖及噶厦政府的阻挠，致使班禅系统无法与中央政府主动恢复关系。出走内地后，作为班禅系统，希望通过改善关系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以维护自己在西藏的即得利益。而作为国民政府，则希望通过与班禅改善关系，增强西藏民众的内倾性，遏制帝国主义对西藏的渗透，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正由于上述原因，在九世班禅出走期间，双方关系一直十分融洽，配合极为密切，从而开启二者关系发展的新纪元。

自1924年至1937年间，九世班禅一直奔走于祖国大江南北，在积极弘扬佛法的同时，游历各地发表演说，拥护“五族共和”，反对藏独，维护国家统一；呼吁停止内战，激励民众同仇敌忾，抗击日寇，维护国家主权。1924年9—10月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九世班禅毅然向全国发表通电，呼吁各方停战内战，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国家的和平建设事业。（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241页）1925年2月1日，在北洋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上，九世班禅上报“‘消弭战祸实行五族共和’意见书”，再次呼吁各方停止内战，五族人民“同心合力如兄弟、如手足、自相捍卫、自相保护。”九·一八事变后，班禅利用在东蒙古传教的机会，向蒙古族群众揭露日寇的暴行，呼吁广大民众团结一致，抗击侵略者。班禅的爱国行为不仅受到蒙古族群众的拥护，而且也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可见，作为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九世班禅时刻关心国家的安危，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呼吁民众团结一致，反对外敌侵略。同时，作为一位民族领袖，他时刻关注藏区社会的发展。1931年5月10日，南京召开“新亚细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九世班禅作了题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讲演。一方面希望西藏地方早日恢复与国民政府之间正常的隶属关系，另一方面请求中央政府积极维护西藏领土主权，反对外国干涉西藏事务。1932年3月24日，青藏战事爆发后不久，为了稳定青藏局势，和平解决青藏纠纷，受国民政府委派，九世班禅以“西陲宣化使”的身份前往青海、西康等地，抚慰喇嘛、寺院和信仰佛教之民众，化解青藏之间的矛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班禅返藏问题上，尽管由于受到西藏噶厦政府的重重阻挠和反对，最终未能实现，但九世班禅一直坚定地站在国民政府一边，积极维护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严格执行国民政府的决议，一次次挫败了噶厦的阴谋，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九世班禅圆寂后，十世班禅和堪布会议厅继承九世班禅的遗志，高举爱国爱藏的旗帜，一方面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时刻关注西藏局势的发展，旗帜鲜明地反对西藏独立，拥护中央政府的治藏方略，努力维护西藏地区社会稳定。新中国成立后，十世班禅致电祝贺，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日进藏，拯救西藏民众，并转呈《解放西藏办法及政教组织方案》，就解放西藏的方式、方法，以及西藏解放后地方管理机构设置等予以详尽阐述。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办法协议签订后，十世班禅发表声明，坚决拥护中央决策，欢迎和平解放西藏。十世班禅返回西藏后，积极投身新西藏的建设，在维护西藏地方稳定，贯彻协议精神，促进藏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4年，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十世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后，十世班禅积极参与国家管理，就国家尤其是藏区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出谋划策，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肯定和全国民众的拥护。1958年，西藏发生反革命叛乱后，十世班禅坚决执行中央决策，揭露叛乱分子的阴谋和罪行，协助中央政府进行平叛，为维护西藏地方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大量的事实表明，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到60年代初期的40年间，九世班禅和十世班禅发扬爱国爱藏的光荣传统，主动与中央政府加强联系，自觉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严格执行中央政府的决策，从而使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五、曲折发展时期

1959年，在帝国主义的鼓动和唆使下，西藏地方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挟持达赖集团发动反革命暴乱，不仅威胁到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且也威胁到西藏地方的社会稳定。针对这种情况，中央人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之后，中央根据西藏的局势，决定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作为民族领袖和西藏地方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者，十世班禅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决策，并严格按照中央的部署，主持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保证了西藏地方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当然，在西藏地方的民主改革中，由于不了解甚至脱离西藏地方的具体实际，再加上在一些地方错误地执行“左”的路线和方针，致使民主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为了全面了解整个藏区的实际情况，为西藏地方的民主改革实践提供借鉴，1962年，十世班禅前往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藏族聚居地区进行深入考察。在考察期间，十世班禅深入基层乃至农牧民家中，详细了解他们对民主改革的看法，查找藏族聚居区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寻求解决的办法。考察结束后，十世班禅亲自整理考察资料，并撰写《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总的和具体情况以及以西藏为主的藏族地区的苦乐和今后的希望要求的报告》（汉译文长达7万余字，故俗称《七万言书》），上报中央。在考察报告中，班禅大师从“对党的声誉事业和对人民切身利益的赤忱出发”，不仅肯定了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及其他藏区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全面反映了藏区（包括寺院）在民主改革、三反、阶级划分、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使用等许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意见。无庸讳言，十世班禅之所以真实地反映藏区实际情况，目的和初衷是希望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藏区的实际情况，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关注，“作今后工作方针的参考”。况且，从报告反映的情况来看，许多是实事求是的，其本意也是为了促进藏区社会稳定与发展，但是，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仅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使班禅大师受到牵连，成为“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罪证”，被身陷囹圄，长达十年之久。在这期间，不仅十世班禅大师本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经历挫折，一度中断。

六、快速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不仅使我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使班禅系统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步入快速发展时期。1978年，十世班禅获释出狱。1980年，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之后，作为国家领导人，十世班禅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参与国家事务活动，为国家的繁荣、民族的振兴做了大量的工作，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同时，他心系藏区人民，关注藏区发展，多次深入藏区开展视察和调查研究，对藏区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等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正当十世班禅积极参政议政的时候，不幸身患疾病，英年早逝。十世班禅圆寂后，党中央十分重视，并按照藏传佛教的惯例，决定寻找转世灵童。经过几年的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圆满完成灵童的寻访及认定工作。十一世班禅继任法座后，继续发扬历史上班禅系统爱国爱藏的光荣传统，在学习宗教知识的同时，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注主义，与党中央保持密切的联系；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西藏独立，反对外部势力干预西藏地方事务；他心系藏区的发展，号召信教群众发展地方经济，努力改善民生。所有这一切，将对今后十一世班禅与中央人民政府关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考察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关系发展历程，尽管在长达3个多的世纪中，二者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时而密切，时而疏远，时而若即若离，但从总体上看，合作与发展一直是主流。同时，还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1.班禅系统始终主动地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

考察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关系发展演变史，我们不难发现，班禅系统不仅十分重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而且总是主动地与中央政府保持联系，忠实地执行中央政府的治藏方略，一度受到中央政府的嘉奖和肯定。17世纪30年代后期，格鲁派上层看到世踞东北一隅的满清政权迅速壮大，大有取代明朝一统全国的态势，于是，在四世班禅的提议并具体斡旋下，格鲁派与西藏其他地方势力联合遣使。很显然，以四世班禅为首的格鲁派首领主动与满清政权建立关系，不仅开西藏地方与满清政权关系的先河，而且也为日后清朝在西藏的施政奠定了基础。18世纪，英帝国主义在完成对喜马拉雅南麓地区的渗透后，企图把侵略的魔爪伸向西藏地区。一旦帝国主义入侵，后藏地处反侵略、反渗透的前沿，必然首当其冲地受到帝国主义的蹂躏。为此，六世班禅主动提出进京。无庸置疑，六世班禅进京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寻求清朝政府的支持，以抵制帝国主义入侵，使后藏地区免遭蹂躏，但在密切中央政府与班禅系统的关系，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23年，由于遭受西藏噶厦政府的排挤，九世班禅出走内地。九世班禅出逃西藏时，之所以没有选择印度或者俄罗斯，而是毅然选择内地，这固然体现了九世班禅本人信赖中央政府，自觉地与中央政府加强联系，寻求中央政府的保护，同时说明班禅系统具有光荣的爱国传统。之后的14年中，九世班禅一直主动与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秉承中央政府的旨意，在各地进行宣化，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十世班禅主动向中央人民政府发出贺电，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生的人民政权。大量的事实表明，不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急的重要关头，班禅系统总是主动地与中央政府加强联系，自觉地服从国家利益，为国家分忧，为政府解愁，充分表现出班禅系统爱国爱藏的光荣传统。

2.爱国爱藏是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发展关系的基础

大量的资料显示，长期以来，班禅系统之所以能够与中央政府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班禅系统具有爱国爱藏的光荣传统。换言之，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之所以能够建立并发展密切的关系，是因为具有爱国爱藏这一基础。1774年，英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对西藏地区的渗透，进而控制西藏地方的目的，以“回报班禅”为名，派波格尔进藏，企图拉拢六世班禅。但是，班禅大师以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受中央政府的节制，任何企图超越中央政府进行的外交活动都违法和无效为由，拒绝与英帝国主义建立关系。班禅的爱国言行，不仅使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遭到沉重打击，而且也强化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开西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先河。抗日战争期间，九世班禅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四处宣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不仅受到中央政府的嘉奖，而且也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民国末年，西藏噶厦政府少数分裂分子在帝国主义的鼓动和唆使下，再次上演了一出出“藏独”闹剧，班禅系统坚定地站在中央政府一边，旗帜鲜明地反对藏独，给分裂主义分子以有力的回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1959年达赖出逃后，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频频在国际社会掀起“反华”、“藏独”的恶浪，企图颠覆共产党的领导，进而在西藏恢复封建农奴制度。十世班禅发扬爱国爱藏的传统，积极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西藏独立，并与达赖集团做坚决不懈的斗争。总之，长期以来，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问题上，历辈班禅一直与中央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秉承爱国爱藏的光荣传统，为维护国家的政权与领土完整，为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度受到达赖势力的影响

达赖和班禅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活佛系统，历史上一度互为师徒，和睦相处。然而，从清末开始，两大活佛系统之间由于种种原因，产生隔阂，甚而发生矛盾，最终双方关系急剧恶化，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显然是帝国主义挑拨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与中央政府的治藏方略密不可分。在清代，中央政府虽然实行前后藏分治的方略，但在具体实施中，过多地倚重达赖系统，只是在西藏地方和达赖系统不按照中央政府旨意进行施政或无法驾驭西藏地方局势时，这才想到班禅系统，希望通过班禅系统的影响，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18世纪初，鉴于西藏地方蒙藏势力围绕真假达赖问题争权夺利，矛盾日益争激化，清朝册封五世班禅，希望五世班禅能够在维护西藏地方稳定，化解蒙藏势力之间矛盾方面发挥作用。1751年，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后，由于班禅系统实力较小，且仅限于后藏地区，所以，清朝政府忽略与班禅系统的关系，而将重心放在改善与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关系方面，致使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一度松弛。辛亥革命之后不久，西藏地方一度动乱，民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与达赖及噶厦之间的联系，试图改善二者的关系，而对班禅系统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只是到了1923年九世班禅出走内地，这种局面才有了改观。大量的事实表明，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的100年间，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发展往往受到达赖及噶厦政府的影响。换而言之，达赖及西藏噶厦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发展，只是中央政府在与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噶厦政府发生分歧或需要利用班禅系统的影响化解西藏地方矛盾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才将改善与班禅系统的关系提到议事日程上，并付诸实施。

4.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关系发展一度表现出功利性

历史上，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之间之所以建立并不断改善关系，除了表明历辈班禅具有爱国爱藏的光荣传统，还一度表现出明显的功利性。在清代，之所以册封班禅，改善与班禅的关系，目的是为了牵制前藏地方政府，维护对西藏地方的控制。而作为班禅系统，则想通过中央政府的支持，保护自身在西藏的利益。清朝册封五世班禅，目的显然是通过提高班禅的地位，遏制西藏地方世俗势力干预地方事务，牵制达赖和噶厦，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控制。清朝同意六世班禅进京，也是为了利用班禅系统的力量抵制帝国主义对西藏地方的渗透。而六世班禅主动要求进京，则是为了寻求中央政府的保护与支持。民国初年，九世班禅受西藏噶厦的排挤，出走内地，目的同样是寻求民国政府的支持，以维护自身在西藏的利益。20世纪30年代在九世班禅返藏问题上，国民政府支持班禅返藏，显然是为了遏制西藏地方分裂，而九世班禅一心尽早返回西藏，也是为了维护自己在西藏的利益。可见，不论是清朝政府和民国政府，还是班禅系统，在处理二者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功利性。

5.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关系发展对西藏社会产生较大影响

自18世纪中期以来，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发展不仅对二者自身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对西藏地方产生较大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既表现出积极的一面，也表现出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方面而言，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遏制了分裂分子的藏独进程，同时也强化了西藏民众的内倾心理。18世纪，帝国主义将侵略的魔爪伸向我国西藏。六世班禅主动加强与清朝政府的联系，寻求支持。抗日战争期间，九世班禅秉承国民政府的旨意，在蒙古地区进行宣化，揭露日寇的暴行，呼吁国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所有这些客观上对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23年，九世班禅出走内地，在之后的14年中，主动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无疑对强化西藏民众的内倾心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民国后期，在帝国主义的唆使和支持下，西藏地方少数分裂主义分子频频上演“藏独”的闹剧，十世班禅及班禅堪布会议厅旗帜鲜明地反对西藏分裂，自觉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有效地遏制了西藏地方“藏独”实力的膨胀。1959年十四世达赖出逃后，与西方帝国主义遥相呼应，频频进行“藏独”活动。十世班禅支持中央人民政府的对藏方针，与达赖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仅捍卫了国家主权，同时也维护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当然，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发展也一度对西藏地方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一度激化西藏地方间的矛盾，强化了西藏地方上层的自觉意识。历史上，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系统一度互为师徒，和睦相处。但清末以来，双方产生隔阂，并不断激化，最终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究其原因，固然很多，诸如：清朝实施分而治之的治藏方略、帝国主义的挑拨与离间、西藏地方上层自治意识的强化等，但与中央政府对班禅系统的支持亦密切相关。册封五世班禅，同意六世班禅进京，任命七世班禅摄政并查办藏事，这些都是清朝实施前后藏分治的重要步骤。其结果密切了与班禅系统的关系，同时也激化了达赖与班禅两大系统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九世班禅出走内地后，国民政府与班禅系统关系的发展引起西藏地方的不满，导致“藏独”势力重新抬头。

综上所述，自班禅系统形成后，便主动与历届中央政府建立联系。同时，历届中央政府也积极改善与班禅系统的关系。尽管二者的关系一度出现挫折，甚至表现出一定的功利性，但在客观上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抵制帝国主义的渗透，化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矛盾，促进民族团结和西藏地方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否认的。否则，将有悖于历史。□

（作者系省人大民侨外委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