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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额尔德尼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领袖之一，自17世纪40年代与满洲政权建立初步联系，尤其是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1780年六世班禅进京朝觐后，班禅系统与历代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并在历代中央政府治藏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值得国人敬佩的是，历辈班禅还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坚决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藏独势力分裂西藏，积极拥护中央决策，维护西藏地方的团结与稳定，形成了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
一、抵制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
18世纪，英帝国主义为了在亚洲推行殖民政策，在控制印度地区后，开始向西藏的周边地区渗透。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兵不丹，占领不丹的部分土地。应不丹德布土王请求，1774年，六世班禅派人送信给东印度公司的督办赫斯定，申明西藏与不丹的特殊关系，希望东印度公司停止对不丹的军事行动。赫斯定利用这一机会，以“回报班禅”为名，决定派人进藏。对此，六世班禅坚决反对，认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大皇帝禁止外国人来藏，扎什伦布寺离北京太远，一时不能得到大皇帝的批准，因此，要波格尔等返回加尔各答。（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但赫斯定不顾六世班禅的反对，于同年11月派波格尔进藏，并与六世班禅进行了多次会谈。六世班禅认为：不丹是中国的藩属，不丹的安危西藏不能不过问；西藏属于中国领土，一切都要听从中国大皇帝的命令办事；关于自由通商问题，可按“旧日习惯”；关于在拉萨设立“使馆”一事，六世班禅认为肯定要遭到西藏摄政的反对，因此，劝波氏“勿往”。在企图和西藏地方通商失败后，波格尔又试探单独与后藏地区建立通商关系，对此，同样遭到六世班禅大师的拒绝。在大师看来，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受中央政府的节制，任何企图超越中央政府进行的外交活动都是违法和无效的。六世班禅的爱国言行，不仅使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受到沉重打击，而且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强化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开西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先河。
18世纪后期，西藏地区先后两次遭受廓尔喀的入侵。当时七世班禅虽然年幼，但仍然积极支持清朝反击入侵之敌。尤其是廓尔喀第二次入侵后，七世班禅及所属后藏地区的民众主动为清朝驱廓大军筹措粮食、物品，支援清军抗击廓尔喀，直至将入侵之敌驱逐出西藏。如果说在两次抗击廓尔喀入侵中，七世班禅因年幼而没有参与太多实际工作的话，那么，在1841—1842年抗击森巴（克什米尔）的入侵中，七世班禅则是积极的参与者，不仅派遣后藏民众参与抗击，同时还积极筹集军粮等，动员扎什伦布寺所属百姓运送军火、粮草，支援前线。在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及广大民众的奋力抗击下，入侵之敌很快被驱除出境。正是鉴于七世班禅大师在抗击森巴入侵中的突出表现，道光皇帝降旨，“此次剿办森巴，班禅额尔德尼等损资助赏甚属急公，班禅额尔德尼著加赏‘宣化绥疆’封号”。 （张羽新《清朝治藏典章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2页）
19世纪，鉴于帝国主义在对西藏进行直接侵略的一系列企图破产后，便改变策略，企图通过“游历”等方式对西藏地区进行渗透，但同样遭到包括班禅在内的西藏民众的强烈反对。1879年，以达赖、班禅为首的西藏僧俗民众给驻藏大臣松溎“联名具禀”，表示：“惟查洋人之性，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碳，断难相处。兹据阖藏僧俗共立誓词，不准入藏，出具切结，从此世世不顾身死，永远不准入境。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或逞强，即以唐古忒（即西藏）之众，拼死相敌……”（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正是在达赖、班禅及西藏民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下，帝国主义的阴谋再一次流产。
但是，帝国主义不甘心在西藏的失败，1888—1906年，英帝国主义悍然对西藏先后两次发动侵略战争。在两次抗英战争中，九世班禅大师始终站在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厦政府一边，支持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早在第一次抗英战争爆发前即1887年，西藏三大寺及扎什伦布寺、西藏地方政府的七品以上全体官员向驻藏大臣文硕呈上公禀，声明“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2页）在第一次抗英斗争失败后，英帝国主义和驻藏大臣升泰于1893年订立“藏英续约”，但由于没有征得达赖和班禅方面的同意，西藏民众不承认上述条约。光绪三十年（1904年），英帝国主义再次发动侵藏战争，侵占西藏的大片土地，并进占拉萨，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拉萨条约”。
英国的两次侵藏不仅受到西藏人民的顽强抵抗和中国民众的严厉谴责，而且也遭到在图谋染指西藏的俄、日等国的抗议。因此，迫使英帝国主义在西藏问题上不得不采取暂时退让的政策，改变策略，企图通过拉拢西藏上层人士和培植亲英势力来达到其分裂西藏的目的。1904年7月，趁十三世达赖出走内地之际，企图对九世班禅进行拉拢收买。但是，九世班禅出于维护西藏地方的利益，坚持爱国爱藏，不为帝国主义的利诱所动，从而使其阴谋未能得逞。1905年9月24日，鄂康诺突然抵达扎什伦布寺，要求九世班禅“束装往印”。大师以“须禀陈钦宪，奏知大皇帝朱批准照”为由，予以拒绝，但鄂康诺威胁说：“若不按甲噶尔（即印度）国王替身来函理事，恐致藏英失和”。英人的胁迫，使九世班禅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若不去恐后藏地方扎什伦布寺院均不能保全，若其去时，则我未奉到钦宪批飭，将来大皇帝降罪，必不能宽”。（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页）经过反复思量，为了确保后藏地区的安宁，九世班禅大师最终还是决定赴印，并禀明驻藏大臣：“我拟勉强一行，生死不问，若我班禅自此违背大皇帝恩德，即死在九幽地狱之中，不得超生。请烦婉禀钦宪转奏，朝廷谅我苦心，则我班禅感德矣。” （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212页）在印期间，九世班禅大师虽然先后两次会晤英国太子，但并没有做出任何有损国家和西藏地方利益的言行，并且及时将会晤情况向中国驻印大使张荫堂进行汇报。也正因为如此，道光皇帝对其“未经准奏，擅行出境”的行为予以谅解，并“著即准其回藏，照旧恪供职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8页）
19世纪20年代，在帝国主义的挑唆下，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九世班禅被迫逃离西藏。在前往祖国内地进行传教活动的同时，积极呼吁国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祖国统一。“九·一八”事件爆发，日寇侵略我国沈阳后，九世班禅利用在东北及内蒙古地区传教的机会，积极投身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揭露日寇的暴行，呼吁民众团结一致，反对投降，共同抵御外侮。 1933年3月16日，九世班禅致电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对日本侵略我国，残害民众的暴行进行严厉声讨：“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蔑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榆热，揆彼用心，无非实现大陆政策之阴谋……班等宣讲国难中应尽之天职，化彼恐慌观望之心理，实行团结，共赴国难……班禅目击时艰，忧愤不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并表示将“建立法坛，祈祷和平，并追荐前方阵亡将士，籍佛力之加被，弭战祸与无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1937年8月13日，九世班禅在青海玉树发表《告西陲民众书》，呼吁蒙藏僧俗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共赴国难。即使在圆寂前夕，还询问抗战情况，并动员班禅行辕人员积极捐款，支援抗战，充分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
综上所述，每当西藏地方和我国内地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历代班禅无不站在爱国爱藏的立场上，坚持国家的统一，承认西藏地方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与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一道奋力抗击侵略者，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藏区社会的稳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反对西藏独立，维护祖国统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两次入侵西藏，不仅使西藏地方利益受到严重侵害，人民遭受蹂躏，而且西藏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亲和力下降，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控制力降低。为了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清朝政府在西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先后派张荫棠和联豫进藏“查办藏事”，“筹办新政”。之后，为了进一步强化对西藏的控制，清朝政府又调川军进藏。由于清末“筹办新政”在很大程度上脱离西藏的实际，未能得到西藏地方上层及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川军进藏后的一些举措损害了西藏民众的利益，再加上帝国主义的挑拨和怂恿，西藏地方发生动乱，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内地18个省中，14个省举起义旗，宣告“独立”。受此影响，拉萨地区也掀起反清运动。一时间拉萨地区“秩序紊乱，法纪荡然”。拉萨及周边地区的川军随之发生内讧、哗变，相互攻伐，大肆抢劫，殃及民众，激起民众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英帝国主义趁机利诱、鼓动十三世达赖喇嘛，并大力扶植西藏上层亲英势力，策动和支持西藏上层少数人士进行分裂活动，挑动藏军与清军的矛盾，以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
1912年5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由印度返回拉萨，发表《告民众书》：“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主，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汉军既不能保护我藏民，其将以何方法巩固一己之地位，愿我藏人熟思之。至西藏各寨营官，刻已召集，啜血同盟，共图进行，汉人官吏军队进藏，为总揽我政权耳，夫汉人不能依据旧约，抚我藏民，是其信用既已大失，犹复恣为强夺，蹂躏主权，坐令我臣民上下，辗转流离，逃窜四方，苛残恶毒，于斯为极！推其用意，盖使我藏人永远不见天日矣，孰使之，皆汉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0页）之后，西藏各地藏军纷纷围攻清军，清军不敌，由印度返回内地。从上述资料来看，在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民国初年西藏地区虽然形成了一股“藏独”势力，并进行大量的分裂活动，但是，这仅仅是西藏地方上层少数分裂者的行为，广大民众并没有形成独立意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召开各地头人会议时，多数代表提出“只须反对清朝对西藏的错误政策，但不愿西藏脱离祖国”（恰白次旦平措《西藏简明史》（下册），西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页）中得到明证，而且就连柏尔也不得不承认：当时，“西藏之官吏僧俗人民中，有左袒中国党，自不容讳……尚不欲其在政治上联合已久的中国完全分离”。（柏尔著《西藏的过去与现在》，宫廷璋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92—246页）
在民国初年的拉萨动乱中，作为九世班禅，与丹杰林寺系统、哲蚌寺一些僧俗以及噶厦的部分官员一起支持联豫，或保持中立。（王贵《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据《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联豫避居哲蚌寺，以印信交与钟颖，钟颖即代理驻藏大臣之职，势处危急，遂求援于班禅，班禅暗令哲蚌寺僧助之”。（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8页）事实上，班禅系统一直没有卷入这次的藏独事件。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班禅所属后藏地区远离拉萨，从而使后藏地区及班禅系统没有卷入拉萨藏独事件的地缘条件；另一方面，自清朝后期，班禅系统与达赖系统产生矛盾，尤其是班禅私自赴印度，使两大活佛系统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九世班禅不可能再去附和达赖及西藏地方政府参与藏独事件。此外，还与班禅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有关。自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建立联系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十分关心班禅及其所辖的后藏地区，班禅系统也一直内附中央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决策，二者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九世班禅也不可能背离中央参与藏独事件。当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班禅系统长期以来形成强烈的爱国传统。实行藏独，与中央政府决裂，游离于祖国之外，显然与班禅系统爱国爱藏的传统不符。正是上述诸多方面的原因，民国初年，班禅系统并没有参与藏独事件。也许有人会说，九世班禅虽然没有参与藏独活动，但是，也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藏独，所以体现不出其爱国倾向。实际上，民国初年，西藏一些上层人士参与藏独，九世班禅不与藏独分子同流合污，这本身就是爱国的一种表现。至于他没有抵制藏独，原因是多方面的。班禅世居后藏地区，势单力薄，在没有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很难与拉萨藏独势力相抗衡。同时，由于班禅与达赖及西藏噶厦政府矛盾重重，因此，不想再卷入达赖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中，进而将自己推向西藏地方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
民国末年，在帝国主义的策划和支持下，西藏地方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再次掀起藏独的浪潮。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圆寂后，中央政府任命热振活佛担任摄政职务。之后，热振摄政在管理西藏事务尤其是在改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仇恨。他们鼓动西藏分裂分子诽谤甚至攻击热振活佛，热振被迫辞去摄政职务。达札继任摄政职务后，很快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开始一系列分裂活动，走上了顽固追求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道路。1942年，西藏噶厦擅设“外交局”。1946年底，派出代表团参加泛亚洲会议。1947年10月至1949年3月，派出商务代表团，前往印度及欧美等地，企图获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1949年夏，制造“驱汉事件”。所有这些，都是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正是在中央政府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下，在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严厉谴责下，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未能得逞。
对于民国末年西藏地方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分裂活动，十世班禅十分愤慨，1949年12月致电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团赴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全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军，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廷谨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大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丹珠昂本《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6页）这与民国初年的情形大相径庭。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九世班禅1923年11月出走内地至1937年12月圆寂，在长达14年的时间中前往内地各地传教、巡视，不仅受到各地群众的欢迎，同时也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这对于十世班禅形成强烈的爱国思想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中，十世班禅及其随行人员不仅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同时也看到了西藏的希望，因此，积极倾向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受达赖及西藏噶厦政府的排挤，九世班禅出走内地，从而使班禅系统在后藏的利益丧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能恢复自己在后藏的固有地位和利益。
1950年8月，十世班禅派出代表携致毛主席、朱德和周总理的信函前往北京，同时转呈《解放西藏办法及政教组织方案》，就解放西藏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并表示将随军进藏，为解放西藏出力。9月2日，十世班禅亲自向青海省党政军致敬，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遵守共同纲领，加强各民族团结。11日，向彭德怀再次呈报《解放西藏的意见》，就解放西藏提出5点建议。1951年5月 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班禅及堪布会议厅及时发表声明，拥护中央决策，欢迎和平解放西藏。同时表示将全面执行协议的内容，为各民族的团结而努力。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不久，西藏地方政府以鲁康哇为首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大肆活动，组织伪人民会议，扬言要赶走解放军，企图搞西藏独立。十世班禅得知情况后，十分愤恨，立即致电达赖，对鲁康哇等分裂祖国的行为予以抨击，并要求达赖喇嘛“以大智大勇的精神，大慈大悲的佛光”“迅速予以弭平，妥善处理，以安民心”，真正落实和平协议。十世班禅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痛击分裂主义者，为成功解决事端奠定了基础。然而，分裂主义分子不甘心失败，趁1956年达赖及班禅应邀前往印度参加佛祖涅槃2500年纪念大会，进行藏独活动。“达赖还多次拉拢班禅，要班禅加入他的独立国政府，都遭到拒绝并且及时向中央作了报告”。（范明《十世班禅大师爱国业绩纪实》，1995年铅印本，第224页）在印度期间，班禅不为分裂主义分子威逼利诱所动，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祖国统一”，同时，“义正词严地向印度政府提出必须立即制止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维护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范明《十世班禅大师爱国业绩纪实》，1995年铅印本，第226—227页）不久，在十三世达赖的默许下，分裂主义分子坚持反动立场，在西藏部分地区挑起动乱。对于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分裂活动，十世班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57年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六周年之际，亲自著文《庆祝伟大祖国光辉的八年》，用大量的事实回击藏独分子，呼吁广大藏族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西藏的和平与稳定。1959年，西藏藏独分子公然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分裂祖国。十世班禅拥护党中央的决策，积极支持人民政府镇压叛乱分子，并相继著文《为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而奋斗》《庆祝祖国的伟大成就，为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增强民族团结而奋斗》等，揭露叛乱分子的罪行，号召西藏僧俗民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加强民族团结，反对藏独分子，努力建设新西藏。（范明《十世班禅大师爱国业绩纪实》，1995年铅印本，第244—247页）1959年，帝国主义及叛逃在外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一唱一和，以所谓的“西藏问题”，掀起反华的新高潮。十世班禅挺身而出，批驳尼赫鲁的言论，重申“西藏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年的联合国大会以“西藏问题”为由，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十世班禅发表长篇讲话，予以反击。
大量的事实表明，历辈班禅都是反对藏独、维护祖国统一和热爱和平的使者，每当帝国主义和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分裂破坏活动时，历代班禅总是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从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地方分裂的愿望出发，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仅表现出班禅大师爱国爱藏的高尚情怀，同时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西藏地方和平与稳定努力奋斗。
三、拥护中央决策，参与国家管理
在清代，班禅系统坚决拥护中央决策，积极配合驻藏大臣，加强对后藏地区的治理，成效卓著，受到中央政府的好评，并多次受到册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道光旨谕七世班禅担任西藏地方政府摄政职务，并对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可什贪渎营私案进行查处。之后七世班禅会同善琦、第穆、济咙呼图克图、热振诺门汗等对该案件进行全面查处，“共没收前摄政家藏白银十四万四千余两，分别赏给前后藏各寺庙‘以示优恤’。又没收大米二百七十八石，麦、豆、青稞共六千九百四十六石，著赏给前后藏‘番官兵丁，俾得均沾惠泽’”。（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180页）鉴于七世班禅大师在出任摄政期间的出色表现，道光皇帝为其颁赐金册，封给“宣化绥疆班禅额尔德尼”名号。
清末及民国初年，由于班禅系统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排挤，再加上国内动乱，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影响力削弱，这样，班禅系统缺乏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但是，1923年，九世班禅出走内地后，班禅系统加强了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从而为其参与国家管理和国事活动提供了方便。1925年2月，北洋政府召开善后会议。班禅不仅派代表参加会议，而且还致函善后会议，通过形象的比喻，阐述了和平与国家建设、发展的关系，提倡“消弭战祸，实行五族共和”。（《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同年8月，民国政府成立“国宪起草委员会”，西藏地方代表王罗阶（班禅堪布会议厅秘书长）、棍却仲尼（达赖喇嘛派驻北京雍和宫堪布）应聘参加“国家根本大法”的制定。1928年9月，九世班禅致函国民政府主席，请求国家对西藏问题予以关注和扶持。（《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1929年，九世班禅再次呼吁和平，止兵息争。（《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1931年5月，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后藏地区不仅派出罗桑楚臣等5名代表参会，而且九世班禅还亲自应邀出席会议。会上后藏代表就恢复西藏以往行政建制问题提出建议：“由政府特设办事长官两人，一驻前藏，一驻后藏，分理藏务”。（喜饶尼玛《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鉴于九世班禅致力于和平事业，不懈努力，1931年7月，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1932年12月，任命为“西陲宣化使”。翌年，担任国民政府委员职务。在就职典礼上，九世班禅表示：“……当竭尽至诚，仰体总理天下为公之心，推行主义，弘扬大法，以期弼成国家的一统，建设人民之幸福，促进世界之和平……”（《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1932年9月，国民政府召开“西防会议”，九世班禅的代表表示：“西藏绝对服从中央，西藏外交应由中央主持”。1933年12月，九世班禅致电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提出回藏计划，并详细阐述返回西藏后进行宣化、促进西藏地方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具体部署。纵观九世班禅的一生，是爱国爱藏、热爱和平的一生，他积极致力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改善，促进祖国和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使在圆寂前夕，仍然积极拥护中央政府，努力促成五族共和，以保国运昌盛，并希望西藏民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努力中藏和平，札萨喇嘛及各堪布，尤宜善继余志，以促实现。”（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页）
十世班禅继承九世班禅的遗志，致力于国家和平与发展事业，积极参政议政，参与国家管理，为国家及西藏地方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1949年10月，十世班禅致电毛泽东主席，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翌年8月，十世班禅派计晋美携《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函》进京，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日进藏，拯救西藏民众，并表示将“誓率西藏爱国人士效忠祖国，配合解放军，迅速解放西藏……”（范明《十世班禅大师爱国业绩纪实》，1995年铅印本，第41页）同时，转呈《解放西藏办法及政教组织方案》，就解放西藏的方式、方法，以及西藏解放后地方管理机构设置等予以详尽阐述，请求中央采择实施。（范明《十世班禅大师爱国业绩纪实》，1995年铅印本，第42—44页）9月，班禅堪布会议厅再次呈报《解放西藏的意见》，就解放西藏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范明《十世班禅大师爱国业绩纪实》，1995年铅印本，第46—47页）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办法协议签订后，十世班禅发表声明，坚决拥护中央决策，欢迎和平解放西藏。十世班禅返回西藏后，积极投身西藏地方治理，恢复西藏地方社会秩序，认真贯彻协议精神，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和西藏民众的拥护。1954年，十世班禅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一起进京，参加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参与国家管理工作，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十世班禅还当选为副主席。1955年2月，国务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任命十世班禅为第一副主任。之后，按照中央的安排，前往内地各地参观访问。1956年3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之后，十世班禅积极协助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开展各项工作，为维护西藏地方稳定、促进藏区经济发展等做出了贡献。1959年，西藏发生反革命叛乱，十世班禅坚决执行中央决策，揭露叛乱分子的阴谋和罪行，协助中央政府进行平叛，领导西藏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同年，十世班禅参加全国两会，并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之后，积极参与国家管理，忠实执行国家方针政策，做了大量工作。1962年，前往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及新疆等地进行调研，了解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撰写《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总的和具体情况以及以西藏为主的藏族地区的苦乐和今后的希望要求的报告》（汉译文长达7万余字，故俗称《七万言上书》）。由于报告真实地反映了藏区的一些实际问题，与当时的政策及形势不符，自1964年开始受到批判，文革期间身陷囹圄。1976年获释，1978年被平反。1980年人大五届三次会议补选为副委员长。此后的10年间，作为国家领导人，十世班禅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的复兴与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
大量事实表明，自九世班禅以来，历辈班禅努力维护中央权威，拥护中央决策，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就国家和西藏地方重大问题建言献策，参政议政，从而使班禅系统的爱国爱藏传统进一步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尤其是十世班禅尽管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迫害，但他一直相信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为党工作，任劳任怨，不愧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丹珠昂本《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6页）
四、加强团结稳定，关注藏区发展
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团结则社会稳定、强盛；分裂则导致动乱、灭亡。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自班禅系统建立以来，历辈班禅一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每当西藏及周边地区出现矛盾或发生纷争，总是主动出面调停，为维护西藏地区团结与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清朝前期，由于各地方势力相互攻伐，致使西藏社会矛盾重重，经常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作为西藏地方政治和宗教的首领，班禅大师经常斡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化解矛盾，平息纷争，以维护西藏地区的社会稳定。1657年，四世班禅出面调解康区、塔布及工布等地爆发的反对蒙古人统治西藏的斗争。17世纪中叶，蒙古势力固始汗和藏巴汗为争夺西藏地区的统治权发生纷争，相互征伐。双方请四世班禅罗桑曲结出面调解。1704—1705年，五世班禅多次派出代表对第司桑结嘉措与拉藏汗的纠纷进行调解。雍正六年（1728年），卫藏战争期间，班禅大师派代表前往江孜，劝说双方暂时休战，等候皇帝的钦差。双方接受班禅大师的建议，签订停战协议。
清朝中后期，由于清朝政府对喜马拉雅山麓地区影响的削弱，西藏周边地区经常发生各种纷争，历代班禅亦常常应邀以调解者的身份出现，或亲自或派出代表进行调解。乾隆十三年（1748年），尼泊尔俺部和廓尔喀间发生战乱，六世班禅派译师噶钦益希群培前往调解。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不丹与印度、孟加拉之间发生边境冲突，应不丹国王的邀请，班禅派代表出面调停，使三方和解。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哲孟雄部长和布鲁克巴部长相互征伐，七世班禅大师与达赖喇嘛、摄政一起平息了争端。很显然，历代班禅大师之所以积极参与西藏周边地区各种纠纷的调解，一方面是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防止发生战乱，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动乱波及藏区，客观上维护了西藏边境地区社会的稳定。（《星全成、陈柏萍《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系统与清朝治理蒙藏方略》，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142页）
历代班禅大师不仅积极参与地方纠纷的调解，而且也十分注意自己的行为，自觉地维护西藏地方的内部团结。一旦自身的利益与西藏地方乃至中央政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总是顾全大局，自觉维护、服从整体乃至国家利益。雍正六年（1728年），前后藏发生战争，雍正皇帝一方面派清兵进藏，平定西藏内乱，任命颇罗鼐“总理西藏事务”；另一方面将扎什伦布寺以西（一说是干巴拉山以西）一直到阿里地区全部赏给班禅管辖，但遭到五世班禅的阻绝。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五世班禅“没有精力经营”，也不是扎什伦布寺“不需要给养”，而是由于这些地方原来归西藏地方政府管理，如果今后由班禅经营，势必引发后藏地区与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的矛盾，造成西藏地方动荡不安。最后在钦差的一再坚持下，五世班禅采取了照顾三方利益的调和办法，勉强接受拉孜、昂仁、彭错林等三个宗，其余地区仍然没有接受。这一举措既维护了中央政府的威信，同时又减少了西藏地方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增强了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团结。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清朝政府在要求西藏地方积极寻找转世灵童的同时，降旨七世班禅代理摄政，掌办商上事务。七世班禅则以年迈及能力有限为由，阻绝担任摄政职务。按照七世班禅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影响，完全可以胜任摄政职务，但是，如果出任摄政职务，可能引起西藏地方政府的不满，造成西藏地方内部纷争。所以，在出任八个月后毅然辞去摄政职务。（《星全成、陈柏萍《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系统与清朝治理蒙藏方略》，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142页）
大量的事实表明，历史上，历代班禅大师都十分重视与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团结，并身体力行，积极维护西藏地方的团结与稳定，体现出强烈的爱国爱藏的精神。但是，20世纪以来，达赖和班禅系统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甚至是摩擦，这是帝国主义挑唆的结果，旨在在西藏地方制造动乱，进而分裂西藏。
历史上，班禅不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高僧，而且还是西藏地方的领袖人物，在长期传教的同时，关心藏区发展，经常参与西藏地方的政治活动。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十世班禅大师作为国家领导人，更是十分关注藏区的发展，经常深入藏区进行社会调查，对藏区的发展提出积极的建议、意见，为促进藏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清代，历辈班禅一直受中央政府的册封，全面贯彻清朝治藏方略，积极关注后藏地区社会的发展，在清代治理后藏地区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当后藏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积极开展赈灾活动，并组织当地民众开展自救，恢复生产。每当后藏地区遭受帝国主义的蹂躏，在组织民众抗击侵略者的同时，带领民众积极医治战争创伤，努力维护社会稳定。1924年，九世班禅因受西藏地方政府的排挤，出走内地，虽然远离西藏，但他一直心系藏区，时刻关注西藏的发展。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后，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九世班禅积极准备返回西藏，处理藏务。1934年4月16日，在上海市府举行的招待会上，九世班禅提出：“一是希望中央派一些知识界的人，到西藏去研究佛经。回到内地，弘扬佛法；一个是希望边疆的青年，到内地求学，及西藏政治人员，到内地各机关服务一资研究党政及各种学识，输入蒙藏……”（丹珠昂本《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2页）同年12月，在宁夏党政军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提出了“开发交通”、“发展教育”、“延致人才”的希望。1935年，在提交国民政府的回藏计划中，表示“克日入青转康，被灾之寺庙倡助修复，流离四野之喇嘛，竭诚招抚，寺产僧纪，严加整饬，民众痛苦，力图苏救，开城宣化，团结五族，用保国恩于万一”，（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并从交通发展、通讯畅通、教育振兴、人才培养等方面就西藏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
1951年，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下，返回西藏。之后，十世班禅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协助西藏工委的工作，为西藏地方的稳定、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1954年进京，参加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在两会上积极参政议政，就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后，中央决定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十世班禅按照中央的部署，主持西藏的民主改革，并一再强调：“为了西藏的发展、繁荣和进步，西藏的旧制度必须改革，西藏只有改革，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范明《十世班禅大师爱国业绩纪实》，1995年铅印本，第321页）同时，就民主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1962年，为了全面了解整个藏区的实际情况，深入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藏族聚居地区进行考察，并将考察情况撰写成长篇报告向中央汇报。十世班禅大师在肯定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及其他藏区取得成绩的基础上，从“平叛斗争”、“民主改革”、“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统一战线”、“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宗教问题”、“民族工作问题”等8个方面全面反映了藏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意见。从报告反映的情况来看，有许多是实事求是的，其本意也是为了藏区的发展，但是，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报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仅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使班禅大师受到牵连，成为“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罪证”。1978年，十世班禅获释出狱。1980年，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之后的10年间，十世班禅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参与国家事务活动的同时，十分关心藏区的发展，经常深入各藏区，积极开展视察和调查研究，对藏区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等提出建议和意见。例如，1987年，十世班禅在西藏视察时，曾向自治区四届人大五次会议提出《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的建议》，就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问题做了阐述，并主张在自治区机关行使各项职权的活动中应坚持“以藏语文为主，藏汉两种文字并用的方针。”（范明《十世班禅大师爱国业绩纪实》，1995年铅印本，第409页）针对西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十世班禅提出：“一方面要坚决地、坚持不懈地反对分裂和骚乱，要彻底揭露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罪行，并以此来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觉悟；另一方面是彻底克服“左”倾的错误，改进我们的工作。”关于今后西藏的工作，他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民族区域自治，实现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区域自治；二是用很大的力量医治过去“左”倾的政策、“左”倾的做法造成的种种创伤，也就是要认真落实各方面的政策；三是大力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使西藏逐步得到发展进步，繁荣昌盛”。只要这三方面的工作做好了，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西藏的长治久安问题”。（范明《十世班禅大师爱国业绩纪实》，1995年铅印本，第411页）
以上从“抵制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反对西藏独立，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决策，参与国家管理”、“加强团结稳定，关注藏区发展”等四个方面就班禅系统的爱国思想进行了分析，实际上，班禅系统爱国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到方方面面。限于篇幅，介绍只能挂一漏万，沧海一粟。总之，大量的事实表明，自17世纪以来，历辈班禅无不具有坚定的爱国信念，不仅是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而且还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是藏族爱国人士的杰出代表，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反对西藏分裂、促进民族团结做出了突出贡献，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尊敬和爱戴。□
（作者系省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