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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一个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大陆。我在那里工作生活了整整46年，是我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对青海我充满了感情——怀念之情，感恩之情，留恋之情……许多往事难以忘怀，总给人以美好的回忆。
初到西宁
1956年8月12日，新华日报发榜刊登了西宁林业学校在江苏镇江地区录取120名新生的名单，在焦急的等待中，我看到榜上有名，真是激动万分。不久，我大哥伯成又被复旦大学经济系录取，可谓双喜临门。那一年我17岁。
我们在镇江师范集中，几天后又到南京与苏州的40名新同学汇合，在下关过长江轮渡，在浦口登上火车，一路西行，直奔青海。那时西宁尚不通火车，陇海铁路到兰州就是尽头，而且南京到兰州也无直通车，需在西安中转。就这样我们走走停停，一路辗转到西宁，竟然用了10多天时间。车过陕西潼关时，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听过大人讲的一句话:“逐出潼关三百里”，潼关到青海何止三百里啊，此时我才真切地感受到离家是越来越远了！
从兰州到西宁220公里，我们乘坐帆布大篷汽车走了整整一天。傍晚下车时，一个个腰酸腿硬，蓬头垢面，但大家还是兴高采烈，因为经过从江苏到青海2500公里的颠簸，终于到“家”了。
那时的西宁人口不到10万，解放时间不长，仍是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大街两旁大都是低矮平房，城中居民住房几乎都是土房，屋面上长着杂草。街道以石子路为主，坑坑洼洼。繁华地段属东西大街，总长也不超过2公里。城的四周除东门外，三面是古老城墙，几座城楼在秋风中尤显苍老，人流量最大的西门城楼门洞，两辆汽车勉强可以错行。要说这就是省城还真叫人不敢相信。后来我读到一首古诗，其中写到“青海城头空有月，自古白骨无人收”，联想到1956年西宁的冷清景象，青海古时的荒凉不正如古诗所描写的吗？
令人欣喜的是，在我本世纪初离开西宁时，西宁已成为一座有百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了。随着青藏铁路通车拉萨，西宁已成为全国各地进藏的交通枢纽，显得更加繁忙，更加充满活力。“大美青海”﹑“夏都西宁”,已名扬全国乃至全球，每年有数百万游客来到这里，以致出现一票（车票）难求、一房（客房）难得的情况。60年变化之巨，令人难以想象。
校园生活
我们初到西宁，林校尚无校舍，临时借住在一个伐木场内，条件相当简陋。教室是仓库车间，睡的是大通铺，每人发一个布袋子，里面装上麦草作为床垫。马车拉水，定量供水，每天几盆水，都需划卡。所幸伙食相当不错，大米饭、白面馒头、蒸土豆，任你挑选，敞开供应，且副食也好，这同我们在农村因统购统销吃不饱饭的生活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不仅如此，学校还给学生每月发10元零用钱，用以理发、洗澡、看电影、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学习和生活充满了乐趣，我们真是太开心了。好多农村学生也包括我在内，来时面黄饥瘦，不到两个月都吃胖了。几个月后我还把节约下来的零花钱，给老家祖母寄回10元，那种喜悦之情就不待言说了。
半年后，我们搬到新校舍，紧张的建校劳动就开始了。平整校园、绿化修路、修建操场等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动手，在一个学期内，几乎是“半工半读”，但没有一人喊苦叫累，那种高昂的干劲完全出于自觉自愿。我们当时的表现用今天的话来说，以“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可惜好景不长，平静、愉快的生活只维持了短短一年。1957年下半年风云突起，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虽然当时在中专学生中不搞反右，但换一种提法，叫做社会主义大辩论，有的同学被定为坏分子送去劳教，有的被开除、勒令退学，或受到各种处分。我因说过“统购统销把农民搞得太苦了”之类的话受到“最后警告”处分。但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我受到这次挫折后，吸取了教训，对我之后的进步倒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争去牧区
1959年2月，为适应大跃进需要，上级决定我们提前半年毕业，校领导宣布说，“下面等着用干部”。能够提前毕业，大家当然高兴。在分配工作时，人人都要求到偏远的牧区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青海省共有6个藏族自治州，都是牧区，另有8个农区县。在牧区中以果洛州、玉树州最为偏远，分别距西宁七、八百公里，且那里有较大的林区，因此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去果洛、玉树，谁都不愿意去西宁附近的农业县。这同现在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取向是完全相反的。最后分到果洛、玉树的同学都兴高采烈、互相庆贺，而分到其它地方的，则觉得低人一等，似乎未受到重用。
我和同班的另三名同学被分配到海北藏族自治州，到州上后，我和另一名同学又被分配到门源回族自治县。这一分就使我和海北州、门源县结下了35年的缘分，其中在门源县工作了25年，在州上工作了10年。这35年间我先后在12个单位和部门工作过，在林业、农业、财贸、科研、政府、党委等多个岗位磨练过，从一名学生逐步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要庆幸当年把我分配到海北州、门源县，否则也许不可能取得那么多的进步。为什么呢？因为其一，到州、县工作首先必须到基层，这是最能锻炼人、培养人、提高人的地方。一个干部如果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是很难胜任领导机关工作的。我在门源工作25年中，有15年在基层，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其二，州、县干部特别是基层单位干部，从总体上讲，文化层次相对较低，比较质朴，知识分子干部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其优势也易显现和发挥。对此我深有体会，我不论在什么岗位，担任什么职务，由于能较好地发挥自己在文化知识方面的相对优势，因而普遍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器重和尊重，把我当做一个“人才”；其三，海北州、门源县是民族自治地区，分别以藏族、回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在经济结构上，畜牧业、林业、农业、矿产业都独具优势，是青海重要的畜牧业基地、油料基地、煤炭基地和祁连山水源涵养林区。这种多民族、多经济的社会环境，极利于干部学到多方面知识，丰富阅历，增长才干。我在县就结交了不少各民族干部朋友，有几位少数民族领导干部成为我的良师益友，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每当我想起这些，总是不由得从内心发出感叹：感谢门源，感谢海北，感谢青海！
大美青海
地处大西北的青海，有一种独特的高原之美。我在青海40余年，除了玉树州外，其他州、县全都留下了足迹。去年《人民日报》曾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大美青海”介绍了青海之美，我读后倍感亲切，仿佛把我带回了那片熟悉的故土。
欲说青海秀美，难以用片言只语来表达，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祁连山、青海湖，它们都在面积同台湾省差不多大的海北州境内。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如隋炀广（隋炀帝）、唐王昌龄、柳宗元，明陈斐等。都写诗著文对祁连山、青海湖加以赞美。上世纪30年代更有两位年轻人到西部采风，相继去了青海海北。一位是名记者范长江，他骑马从西宁出发，经过大通、门源，穿越祁连山，把一路所历所见所闻，写在“在中国的西北角”这篇长篇散文中，发表后曾引起轰动。另一位是后来成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他来到青海湖畔的金银滩草原（属海北州海晏县），同当地一位千户（大牧主头人）的一个漂亮女儿相识并生恋情，从而创作出“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世界名曲，受到人们的无比喜爱。由此祁连山、青海湖更是名扬天下，令人神往。
祁连山绵延千余公里，纵贯海北全境。山南是海北大地，山北即是甘肃河西走廊。古时河西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皆为战略要地，征战不断，而在短暂的和平时间，即把战马放牧于水草丰满的祁连山中，据说“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一语由此而来。祁连山作为中国之名山大山，十分雄伟壮丽，重峦叠嶂，高耸入云，山顶常年冰雪覆盖，山坡森林密茂，山下是广袤的草原农田。祁连山冰雪是河西走廊和内蒙西部的生命之源，海北祁连县有一条汹涌的黑河，流到一处大山前突然不见了，原来它变为暗河钻进山肚中，后在甘肃张掖等地冒出形成明河，不仅灌溉了那里的大片农田，使张掖成为著名的米粮川，而且一直流淌到内蒙古的居延海造福当地，真是神奇得很。
青海湖古称西海，是传说中的西海王母的住地。海北州在湖北岸而得名。青海湖湖面达43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太湖。绕湖一周有360公里，过去藏民骑马沿湖走一圈需72天，称之为72马站。湖面海拔3100多米，是我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内陆咸水湖。它以悠久的历史和浩瀚、秀丽、神奇、恬静的自然风光著称于世。湖水清澈透明，一尘不染；上空相当明静，从湖的南岸遥望海北，虽70余公里，然群山草原一览无余，尽收眼底。青海湖鸟岛驰名中外，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竟然栖息着10几万只各类候鸟，俨然是鸟的王国。走近鸟岛，只见各种候鸟铺天盖地，鸟鸣之声如潮，甚为壮观。我多次陪同客人游览青海湖和鸟岛，莫不赞叹这一高原奇观。
苦乐高原
青海条件之艰苦，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生活之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在人们的心目中，青海是送劳改的地方，令人生畏。有许多外地朋友问我：青海条件那样艰苦，你是怎样熬过来的？退缩过吗？后悔过吗?我总是笑着回答：条件苦不等于活得苦，有苦才有乐嘛，我从来没有产生过退缩、逃离青海的念头，选择青海我无怨无悔。有一次我陪同朋友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全国人大代表王朝钺和原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马贵觉在青海考察时，聊起了这个话题，他们听了我的叙述后说：“老尹，你的经历和感受很是感人，真可以写一篇回忆录”。我想文章只能留在心中，哪能成文。那次我给他们讲了许多在青海的苦乐事，总起来说是四句话：有苦有乐，苦中有乐，苦是有限的，乐是无穷的。
先说苦。青海地处高寒，经济文化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低，说它不艰苦那是假话。我生活了35年的海北州，州府所在地海拔2860米，年平均气温为0℃，冬季烤火期长达7个月。按照地理气候学知识，海拔每上升100米，空气中含氧量即递减1％，也就是说那里空气中的氧气只有沿海地区的70％，而其他几县就更低了。由于缺氧，那里的人们心脏比内地人要肥大，这会直接影响到人的寿命。许多内地干部退休后回到家乡定居，由于不适应气候的突然改变，往往很快就会死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和爱人回家探亲时，两人的双脚和小腿每次都出现发肿的情况，后经医生诊断同为氧过剩所引起的。家乡的氧气充足，我们的心脏反而承受不了。这种状况在返回途中只要一过兰州就有所改善，待到西宁立马消肿，叫人啼笑皆非。高寒缺氧加上高原紫外线强烈，青海人大都两颊血丝暴露，人称“红脸蛋”。我的儿子和小女儿在海北时也是如此，活脱脱一个青海娃。
青海农村牧区居住和生活条件极差。改革开放前，老百姓一天三顿青稞面、洋芋蛋，睡的是土炕和帐房，一些人一辈子不洗澡、不刷牙，不用胰子（肥皂），头上手上积起一层黑黑的污垢也懒得清洗，反正大家都一样，习以为常。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州、县时需常年下乡，一住就是10几天甚至几个月，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那时叫“四同”），不能有半点特殊化，否则就是脱离群众。在老乡家一日三餐，早中餐是清茶加冷青稞面馍，只有晚饭才能吃上一顿热“巴鲁”（青稞面条），算是一天中最好的一顿饭了。1970年我在北山公社大泉大队驻队时，有一天到田间秋收割田（割青稞），在地头吃午饭时，照例是清茶加冷馍，而与我们地头紧挨的是劳改农场的庄稼地，一大帮劳改犯人在割田吃午饭时，食堂里给他们送来了热腾腾的白面馒头和白菜炒肉，我看着犯人吃着那样香热的饭菜，再看看自己手中的清茶冷馍，心里真不是滋味。吃的差也就罢了，最要命的是土炕上毛毡中虱子成堆，只要下乡就是浑身的虱子。当时还有个时髦的叫法，称虱子为“革命虫”，身上虱子多，说明与群众滚到了一起，打成了一片。听似荒唐，其实也是无奈。当时我每次下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衣服脱在房外，先洗身子，再煮虱子（把衣被用开水烫煮）。
在青海，我还有几次险遇，差点送了性命。一次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骑马到一个地方开会，在一条崎岖小路上，连马带人跌入一个废弃的采金洞里，幸好落地处是一斜井，斜井再稍往下就是一口黑咕隆咚的竖井，如果跌落时再往前一滚，我和马匹都将葬身于井中，且无人知晓。还有一次是在一个深秋的下午，我从县上骑马回公社，在涉渡一条大河时，误入水流汹涌的河槽中，吓得我连眼都不敢睁开，只能伏在马鞍上，任由马在水中浮泅。河对岸老乡见后，纷纷跑到河边大声呼叫：“快来人啊，尹同志淌掉了，尹同志淌掉了！”，并大声向我喊叫：“尹同志，胆子别脱巴（不要惊慌之意），把鞍子抓住了，把缰绳抓牢！”，他们边喊边追，准备寻机救人。幸亏这匹马是在大河边长大的，惯于泅水，只在水中顺游了几十米就爬上了对岸，我才得救。此外我还遭遇了两次车祸，一场大病，都同性命攸关，所幸皆能逢凶化吉。
上面说苦，下面说乐。人的一生有苦有乐才叫人生。我在青几十年，苦也吃了，乐也甚多，两相比较，可说是乐多于苦。这不是自我安慰，而是事实如此。我感到在青海高原，主要有两大乐，一是事业乐，二是家庭乐。
事业乐。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事业有成。我把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当做事业，每当完成一项任务或者做成一项有意义的事情，都看做事业有成。我非常欣赏“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句话。当然，这句话的原意主要是指行为处事，我把它借用过来，无非是说，万事都要从点滴做起，唯有积小胜才能为大胜。我这一辈子，当“官”的时间短，当“兵”的时间长，即便当官也大多属“幕僚”性质，而非手握大权的主官。但我注重的不是在做官，而是在做事，所以无论在什么岗位，自认都能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从不好高骛远。我当公社秘书时（先后8年），一面要驻队，一面要处理办公室事务，把一应事都搞得井井有条。有位县领导曾当着众多秘书之面说：“你们哪一个秘书能像尹伯贤这样干的？我看没有”。当时我到哪个公社当秘书，哪个公社的“经验”就多，领导也省心省事。我当县林场指导员时，经过调查研究并同林区社队商量，建立了合理可行的护林承包责任制，曾在全省林业会议上作重点经验介绍，继而在全省推广。我当县农科所所长时，同技术干部一起跑遍全县大部分农业大队，调查作物品种，宣讲农科知识，促进全县实现粮油良种化。1978年夏，省委书记谭启龙到海北视察工作，州、县领导专门陪他到门源县农科所察看我们搞的丰产栽培示范田，并听取了我的工作汇报，他非常高兴，问我是哪里人，什么学校毕业，学的什么专业？我一一作答后，他在会上说：“你一个江苏人，是一个林校毕业生，能到这个地方，把书本知识和当地农业实践结合到一起，真是不容易”，还对州县领导说：“这些外地干部可是宝贝，你们要爱惜”。其后我在担任县农林科（局）长、州委办公室主任等职时，各项工作也从来不敢懈怠，并力争在同职同行中跑到前面。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肯努力，总会有好结果，好名声。我在门源县当局长时，人们公认我是县里较强的一个局长。我当海北州委办公室主任和州委秘书长时，在省委办公厅的眼里，我也是六州一市办公室头头中的一把强手。1989年，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主办的《秘书》刊物，还曾刊登过我撰写的一篇文章。1990年，我的一篇调查报告《海北州畜牧业连续十一年稳定发展的基本经验》，作为州长的主题发言，在全省畜牧业会议上作了重点介绍，之后又被省委办公厅评为全省党委系统办公厅（室）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这一桩桩一件件事，并不是说我个人有多大本事，而只是想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既有收获，焉有不乐之理呢！
家庭乐。家庭是社会之细胞，是人生之港湾。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是人生之大事，人生之乐事。我是1961年成家的，爱人蒋美芝大我两岁，是我林校的同班同学，家乡徐舍人，同乡加同学，自然也就互相更加了解。她毕业后先是分配到青海省林业局治沙队工作，1960年冬，从省级机关抽调大批干部支援人民公社，她乘机调到了门源（那时我们已确立关系）。
她从县上分配到我工作的珠固公社后，担任公社妇联副主任兼一个大队的会计，我们就在那个大队举办了婚礼。所谓婚礼就是生产队食堂为我们炒了四个菜外加一盘馍，请几个干部、老乡吃了顿饭而已。烟酒糖是没有的，因为无处可买。这样的婚礼在今日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又何止我们一家。我爱人一生敬业，她后来长期搞财会工作，从无出过差池，人称她为“万笔清”会计。我们的三个子女都是她一边工作一边拖带，非常辛苦。
大女儿出生后，我已调县上工作，而爱人还在珠固信用社，需经常到百里之外的仙米营业所取送款，她骑在马上，把女儿绑在怀中，翻越三座大山，独自一人行路，真是不容易啊！所幸当时社会治安良好，十分安全，否则在那样的空山野外，一个女同志怎敢怀抱孩子带着巨款，单骑行走百里。妻子心地善良，对我照顾无微不至。1993年我患重症坏死性胰腺炎，在青海省人民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8个多月，她昼夜守护在我身边，食不甘味，夜不更衣，成天提心吊胆。我出院时她人整整瘦了一圈，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每当想起这些，我总是心存感激。她于1985年提前退休，现在我们俩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大女儿于1963年11月出生，是我们四个弟兄中第一个下一代，我大哥伯成给她取名海燕，取大海之燕、青海之燕之意，我觉得很好，照此办理。儿子海文、小女儿海华分别出生于1967年和1972年，皆带海字，是为青海之故。青海州、县教育条件差，三个子女都在牧区长大，未能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所以高中毕业后，都未能考上大学（当然也有个人努力不够的原因），都是在参加工作后通过成人教育取得了学历。在青海工作的外地干部有一流行语，叫做“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我的三个子女，没有一个能有机会上大学，也算是我“献子孙”的一个代价吧。三个子女原来都在青海工作，2002年我落叶归根回到宜兴定居后，他们也陆续调回了家乡。现在大女儿在常州新北区法院工作，儿子在宜兴市建设银行工作，小女儿在宜兴市供电公司工作，儿媳郑爱华在江苏银行宜兴支行工作。三个孙辈，两个上大学，一个上初中。全家团聚在家乡，其乐融融。我想如果我不到青海，也无缘建立起现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大家庭，此可谓源于高原之大乐吧。□
（作者系省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