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一、解放思想谋思路出办法
       赵伟明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整体实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文化问题也越加凸显，成为当今中国不得不着重面对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也不能否认文化工作的现状与党和国家的要求以及人民群众期待还有相当的距离，人们的精神境界、思想道德风貌亟需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边缘化、文化弱势化、文化庸俗化等现象还很突出，一些地方和部门以抓经济的办法抓文化的情况还很普遍，简单的行政决定论和急于求成抱金娃娃的思想仍然存在，文化领导干部整体水平不够高，文化队伍自身文化水平有限等情况严重阻碍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从根本上创造环境，拿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着手解决文化工作面临的问题，会大大贻误文化发展繁荣的大好时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决定表明，我们党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解放思想是根本。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思想比较解放的时期，一定是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时期，而文化艺术的繁荣也同时促进新的思想解放。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不说，经历过真理标准大讨论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是有自己亲身体会的，那时候人们的思想火花、精神世界、艺术灵感、表达方式是何等的无拘无束，人们的精神面貌是何等的喜悦多姿，“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是何等的自信与骄傲，那的确是个创造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
       解放思想必须着眼长远，直面现实，追求真理，转变观念，突破禁区，自我松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敢、不愿、懒得剔除，对当代民众创造的文化不屑一顾或麻木不仁，对国际先进文化盲目抵触不敢借鉴，都是思想不解放造成的。文化建设决不能模棱两可，无可无不可，犹抱琵琶，扭扭捏捏。文化就是要明是非，辨善恶，识美丑，创造有德者不流泪、缺德者不占优的社会氛围。文化和思想道德旗帜越鲜明，社会就越和谐，反之，则社会越混乱越混沌，人就越压抑越无奈。对文化建设领域要放权，放利，放钱；对文化人要放手，放心，放宽。思想是美的，解放了的思想更美。文化的发展繁荣就是要创造一个美的和谐世界。
       改善民生是基础。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漂浮着一种急躁、焦躁、烦躁的社会情绪。腐败、特权、房价，就医难、就业难、通货膨胀等等，都是其原因。
       民生水平再高，社会也不会没有民怨，但有效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公平正义，的确会大大稀释民怨。民生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础。假如民生得到有效改善，社会更加公平正义，人们见了面就会聊点清淡的东西，雅致的事情，聊点让人兴趣盎然的事物，人们就会有更多喜悦和笑脸，人们的心态会更趋平和，思维会更趋理性。有点钱生活无忧，有点闲心有所求，是不是就可能少一些激愤，多到剧场、电影院、博物馆、图书馆了呢?
       改革体制是关键。现有的文化管理体制能支撑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吗？可能会有些难度。党委宣传部门和政府文化部门的职能、职责、职权是否需要进一步理顺和厘清?在改革现有文化拨款体制前提下，政府文化部门与直属事业单位应不应该脱钩?事业单位转为独立的法人实体，政府不直接办事业又怎样做好规范、引导、监督、评价、信息提供等宏观管理工作?文化领域的人民团体及其成员单位是否也应该主动改革，坚决防止个别文化人把这里当成谋取个人或小圈子利益的名利场。
       引领市场是方向。发展文化产业是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文化产业既是中国文化的短板，又孕育无限发展空间，是必须着力锻造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下海捞钱，在市场中拼命打滚追求利润。我们的目的应该是通过文化来建设干净的市场，安全的市场，公平的市场，诚信的市场，温情的市场。文化是健康的市场经济引路人，绝不是混乱市场经济的俘虏。
       政府应变文化投资方为购买方，由投资主体向消费主导转变。现在多个部门都有钱搞文化项目，有的还不惜投入巨资。有些项目惠及了群众，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也有一些项目或血本无归、或自欺欺人、或不了了之。
建议政府尽快变投资方为购买方，即购买最优、最良、时代最需要、大众最叫好的文化产品或艺术作品，服务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这样，政府的思想文化艺术导向作用通过市场得到发挥，好的文化产品和作品得到市场、政府、受众的多重激励，老百姓甄别选择和享受文化产品的成本就会降低。如此，政府既从宏观上掌握了文化市场的脉动，把握住了文化产品供给和消费的趋势；又从微观上亲力亲为做到草木皆知心中有数。
       实行文化项目招投标制度，科教文化艺术评价要中介化。提倡文化领域加强公平竞争意识，重大文化艺术项目实行面向全社会的公开招投标制度。主管文化工作的领导要以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开展文化工作，努力减少直至消除领导意志和主观偏好，避免个别或少数人“绑架文化项目”。
       当前，科教文化艺术评奖评价领域存在诸多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评价机构没能中介化，不中介就不中立，不中立就有褊狭，领导就得出来协调当消防队员，而协调出来的奖是不能赢得大多数人信服的。
       坚决防止文化激进、冒进、大跃进。“文化是养出来的，不是堆出来的”。要警惕慢，但主要是防止快。警惕慢是指我们一定要主动建设，深入调查，有新作为，把思想文化工作做实做细做精做透，做到老百姓的头脑中心坎上，开创文化工作的新局面。防止快是指要坚决避免文化激进、冒进、大跃进，避免头脑发热，淡化政绩意识。要立足十月怀胎，不图一朝分娩抱个大金娃娃。文化工作要有超前意识，也要防止不切实际的超越阶段。
       让搞文化的钱流向民间、流向基层。民间也有智慧者，基层也有文化人，但他们缺钱。建议以立法的形式保证国家对文化的投入流向民间和基层。搞文化工作要有“星星之火”式的眼光，来自基层和民间的文化是有群众基础、有生活基础、有生命力的文化。《诗经》中最精华的“十五国风”大都是民间歌谣，屈原老夫子在楚国王宫里写东西虽然声色端正，但不能感人，忽然一下子从天上贬斥到地下，变成普通老百姓甚至流浪汉了，倒是火花飞溅，热情喷发，激情四射，生动浪漫潇洒深情长歌当哭起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上海音乐学院一个青年教师和一个进修生在简陋的寝室里碰撞切磋出来的，如果在当下要申请所谓科研和创作项目的话，哪有这些小字辈的戏?文化不应只在大城市或中心城市飘着。文化只有走下去，才能走出来，才能开辟出新的更大的天地。
       人民群众是文化人永远的老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教育家、学者大师、艺术家、文化人、各行业社会精英，这些人当然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们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让我们想象一下，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从闪烁着灯影的新闻发布会现场走出时，从布满摄像机的电视台演播室走出时，从颁奖典礼的主席台上走下时，在大剧院的舞台演出谢幕后，从实验室或试验田回到家中时，他们掸掸身上的微尘，呷口淡淡的绿茶，坐到柔柔的沙发里，回想自己的人生之路，他们最感恩的会是谁呢?可能是那个白天在教地道的小学语文，晚上在撅腰干着农活的，如今为自己的养老身份而奔波的满怀诗书满手老茧的乡村民办教师；可能是那个一年吃不上几口肉，年根底下杀了口猪却要给集体户的知青端上碗白肉和血肠的邻家大娘；可能是那个退了休仍然拿着扳子钳子再给家里挣几个钱的叔叔大爷……人民群众大俗大雅！有的大字不识却灵魂高尚，有的没上过几年学却充满智慧。为了人和成为人难道不是文化最本质的含义和最大的命题吗？陶渊明有句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我们的心不要离人民群众太远，人民群众是文化人永远的老师。
       二、在文化认同上下真功夫
       李君如在《学习时报》上撰文说，自从党的十七大提出我们在文化建设上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以后，“文化自觉”逐渐成为我国思想文化界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热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举起“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旗帜，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并提出了到2020年的阶段性文化建设的任务，这一切都体现了我们党的“文化自觉”。
       党中央提出的“文化自觉”，体现了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崇高的文化追求。
       在当今世界，文化已经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费孝通先生在十多年前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思想时说过：“当代中国文化必须经过文化自觉的艰巨过程，才能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一论述的可贵之处是：不仅提出了“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过程”，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要经过持久的文化建设，让中国文化在这个多元世界里有自己的位置。
       要复兴伟大的中国文化，要让中国在这个多元世界里有自己的位置，就要把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国和文化资源大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给人们展示了这一鼓舞人心的宏伟目标。而要实现这一长远的理想，达到这一长期的奋斗目标，没有其他捷径，只能靠我们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首先要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一盘散沙的民族和国家是没有文化软实力的，也是不会被人尊敬的。这种文化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使得中华民族以一个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的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同时取决于我国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大力推进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创新。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并运用现代技巧增强文化的表现力，使之以更具吸引力、感染力的新的文化样式展现在当代人面前。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还必须大幅度地提高我国的文化传播能力。我们必须花大力气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使我国文化传播能力有一个大的提高。同时，要借助市场的力量，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完善和落实鼓励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政策措施，培育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和对外文化中介机构，积极开展对外文化贸易，努力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的份额。
       在今天，讲文化自觉，就要切切实实地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增强民族凝聚力、文化吸引力和感染力，以及文化传播能力，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决不能把“文化强国”变成一个口号。
       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和世界里推动文化建设，必须尊重“多元”的特点和现实，把工夫下在文化认同上。这就是，在国内文化建设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并在这样的自觉认同上增强民族凝聚力；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增强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在这样的认同基础上增强我国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和传播能力。
       我们常讲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要讲让人家听得懂的话，这是正确的。但这不能仅仅理解为要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说话听话习惯，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怎么样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人能够认同我们的思想文化。当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的时候，在全球70亿人口中，我们面对的是近60亿信奉这样的或那样的宗教文化的人。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华文化中，哪些是同他们的信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思想道德相通的，哪些是能够为各个国家具有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接受和喜欢的，哪些是会震撼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心灵的。文化“走出去”，不是简单地送出去，而是要能够走进世界上各国人民的头脑和心灵。
       如果我们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并在文化认同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能够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避免落入“文明冲突”的陷阱。因此，我们要抓住今天国际社会研究东方文化、了解中华文明兴趣不断增加的有利时机，加强与国外知名文化机构的合作，不断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渠道，进一步扩大我国文化传播范围。□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