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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以后，地方立法随之开展起来，并如雨后春笋、突飞猛进，数量之多，着实让人惊叹。毋庸置疑，地方立法对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为国家立法涉水探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功绩不可抹煞。
随着地方立法的拓展，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比如，攀比现象。似乎地方性法规是“亲儿子”，你有，我也要有。尤其是在自治州、自治县较多的地方，更容易促进此种现象；抄大法条文多。由于讲求体例上的“大而全”、“小而全”，但又没有新招，不得不大量抄录大法条文。在尚无大法时，便移植行政法规以至部委规章；具体性、操作性不强。对国家法律中的原则性规定，在地方性法规中往往缺乏具体的实施措施。一些少许的地方闪光点常常被淹没在大法条文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凸现。由于法规多是政府部门或一些团体组织起草的，很难完全避免部门利益的设计和权力的扩张，而人大在审议时，或因迁就照顾，或因尚未觉察，或是其他什么原因而通过，使得一些地方性法规在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摆布上不甚平衡对等，不免显出权力的强势，强者的威严。另外，相比较而言，监督难，效果差，易惹人，而立法虽不简单，但绩效明显，几方高兴，多搞立法，也便顺理成章，难以非议。总的看，地方立法数量过多而质量不高。
形势已变，地方立法自当与时俱进。形势是国家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且随着国家法律的不断齐全、细化，地方立法的空间将不会越来越大，地方立法无论在指导思想还是在具体做法上都应有所改进，这是时势所趋之必然。
如何改进？说不易，做更难。我想，至少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位置要摆正。地方性法规虽是国家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三个层次中的一层，但绝不是与国家法律平起平坐的关系，而是主从、主辅关系。若国家法律是树干，地方性法规便是树叶，若国家法律是皮肉，地方性法规则是毛发。在单一制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法制统一的大前提下，地方性法规只是起着具体执行国家法律和拾遗补缺的作用。因此，无论是执法还是立法，都必须以国家法律为中心，不可有以地方性法规替代国家法律的妄想，更不能自立门户。
少而精、真管用。这应是地方立法的指导思想。少，并不是说少到不立的程度。精，是要大力提高立法质量，以至出精品。在国家已有法律，地方的特殊问题尚未达到普遍性的程度，就不必搞地方立法；也不必和国家法律一一对应式地搞地方立法；不是法律手段所能解决的事项不要搞地方立法，法律不是万能的。属于思想、道德、信仰、风格等方面的问题，不要用法律的强制手段去解决，客观条件不具备、实际做不到的，也不要去立法。在确有必要且立法能够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再搞地方立法，把重点转移到国家法律难以顾及的地方性事务上来。在提高立法质量上，要有宁缺勿滥的思想。
瘦身战术。地方立法完全不必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即便是实施国家法律的办法，在形式、体例上也可以考虑改进改进。比如，可以就国家法律中一些需要具体化的问题作出规定或若干规定，也可以就大法中的某些条款作出具体、细化性的执行性规定，还可以就大法中不具体、明确的概念性的规定，结合地方的实际作出界定或规定，使之便于操作、执行，并力求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如此，既突显了地方性，也省去了抄录大法之苦和不抄不成、抄了也不成的尴尬难堪，又节约了立法成本和人力资源，何乐而不为。当然，属于地方性事务的立法案，也免不了要有鼻有眼、全全乎乎。
省级人大要起主导作用。在地方立法工作中，省级人大常委会应当起到强有力的主导作用。这主要是把好立项关和审议关。要把立法计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仅有设想、提议而无成熟草案的，就不能列入当年的立法计划；计划一旦敲定，则要求各有关方面尽职尽责、竭力完成。完不成的，必须讲出理由，不能不了了之。是否立项，主动权应掌握在人大常委会手中，不能搞迁就、看面子，大开门户。对需要审批的下级人大的法规、条例，应要求下级人大在其通过之前要与省人大通气，省级人大可以提出是可立还是不宜立的意见。对已提交省人大常委会请求审议的法规草案，如属必要性不大、操作性不强，也可以采取搁置的办法。这也许有些矫枉过正了，但对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效果有益。
当然，诸如如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消除减少部门利益倾向，加强社会立法特别是民生立法等等，都是应当认真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