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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到金融危机，再波及到我国的实体经济后，一些背后的深层因素已经初见端倪，对其进行初步的总结和分析，无论对于我们制定当前的经济政策还是长远的科学发展，都将不无意义。
1、注重内需应当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
经济危机再一次证明了消费对于生产、对于经济的极端重要性。消费即需求，又分国际需求和国内需求。国际需求受世界经济形势的制约，而国内市场则相对主动。不仅如此，更多地依靠国际市场，还是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还取决于一国的具体情况，包括国家的大小。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针对中国的论述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多种多样，因此各地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就能支持巨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客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的研究得出了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致相同的结论，大国发展形式的主要特征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小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大国”，那些在大国中导致有限贸易和平衡增长的因素在小国中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后者具有较少多样性的资源和较小的市场，这就使对外贸易的利益增加了。这些论述告诉我们，我们虽然不能否认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但基于我国幅员辽阔，国内市场广大的基本国情，我们同样不应忽视内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重视内需，应当是一个战略举措。
2、国民收入分配应当适当地向城乡居民倾斜，以有利于启动内需
一个时期以来，国民收入的分配过于向国家财政收入和工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利润转移，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也在增长，但增收的幅度却远不如前两者，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成时曾经指出，资本家一方面提高剩余价值率，一方面尽可能地压低工人的工资，但他们没有想到工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当生产了大量的商品，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有限时，相对过剩的危机爆发了。马克思所讲的虽然是资本主义下的情况，但抛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论，实际上揭示了任何市场经济下的一般规律。只要消费能力有限，就会必然产生过剩，就会产生危机。这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下为了规避危机，收入分配有必要向劳动者转移，以提升消费能力。
为了使分配更好地有利于消费，贫富差距也不能过大。按照凯恩斯的研究，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末一个货币收入单位用来消费的比例)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了从总体上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凯恩斯主张通过收入的重新分配，即通过提高穷人的收入增加边际消费倾向，从而使一个较小的投资量就可以维持一个较高的就业率，具体可以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等。
3、在经济政策的设计上，要始终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宁肯接受与经济发展相伴的轻度的通货膨胀，也不要虽然价格指数没有上涨，但却通货紧缩、经济紧缩和严重失业
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告诉人们，失业率和工业变化的速度(也可以理解为通货膨胀)成反方向变化，因而可以互相替代。具体地讲，即在经济发展时价格会上扬，并出现通货膨胀，此时创造的就业岗位比较多，失业率就会下降，通货膨胀放慢时，经济随之紧缩，失业率就会上升。轻度通货膨胀带来的不便完全可以被经济发展的积极成果所抵消，此时就业率高，收入会相应增加，政府也会相对主动。如果我们只能在经济发展伴随的轻度通胀和经济紧缩伴随的巨大失业之间选择的话，我们宁肯选择前者而不选择后者。所以如此，不仅在于二者的后果不同，而且在于紧缩比通货膨胀更难治理。当然，我们必须反对恶性通货膨胀。
4、启动经济，要立足于消费拉动而不仅仅是投资拉动
拉动经济发展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消费拉动，另一种是投资推动，市场经济国家几乎都是消费拉动。在马克思经济学所讲的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中，消费是最终需求，标志着整个生产过程的最后完成。商品从生产到消费，完成了马克思所讲的商品交换惊险的跳跃。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背后的力量是消费者，是市场。投资拉动是引致性需求，期望已有的投资发挥凯恩斯所讲的乘数效应，并最终传达为消费。投资推动的效果最终需要市场的检验。在启动内需的关键时刻，投资推动的主导力量通常是政府，在我国特定体制下，投资推动容易伴随着政绩工程和亮点工程。因此，我们应当通过改革，例如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劳动者收入的适当提高，逐渐地调整拉动经济的力量。
还应当指出的是在追求GDP的增长速度时，应当努力作到GDP的增长速度与质量的统一。更要看到GDP的具体内容，例如产品种类、结构和档次，包括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值，在国际同类产品中所处的档次和地位以及有没有国际驰名品牌等。其次，既要看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也要看是技术密集型产品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各自所占的比例和结构。如果构成GDP具体内容的产品的技术含量高，高端产品比重大，技术密集或创新型产品多，国际驰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多，附加值高，通常就可以认为是高质量的GDP。一旦讲到GDP的质量，我们还必须指出，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负面问题对GDP增加可能还是一种积极效应。这些分析说明，当此启动内需之时，我们不仅要保GDP的增长速度，也要注重GDP的内容和质量。
5、要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改革开放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是来自于市场经济的成就。人类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例如在人类步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前，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的经济基本上没有发展，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只有0．11％，630年才增长一倍。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经济情况也大抵如此。当人类步入市场经济之后，那些率先步入市场经济的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1820年至1990年这170年间，人均收入增长英国翻了10倍，德国翻了15倍，美国翻了15倍，日本翻了25倍。市场经济所以具有如此的功能，就在于，第一，市场经济可以最大限度地刺激竞争和创新；第二，市场经济特有的价格机制可以正确而灵敏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指引资源的流向，并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资源。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能够代替价格机制的体制。不错，市场经济存在着所谓的市场失灵，但政府不是也同样存在着失灵吗?政府掌握各种信息的能力同样是有服的，有选择的，这样的选择取决于其决策者的价值倾向。政府的带有主观意向的失灵所带来的损失，比市场失灵产生的危害更大。
就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首先是完善市场机制，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其次，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
6、刺激内需要把握好调控力度和调控方向
经济周期中的危机阶段，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市场调节的内在机制，是以往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的一次性解决，包括挤出经济快速发展时的泡沫，调整经济结构。马克思就曾经指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契机。如果人们一遇经济下滑马上反应过激，过度刺激，那就会把本该在危机阶段解决的问题包下来。
以美国为例，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与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有关。当时泡沫破裂，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那次衰退时间很短，实际上只有一个季度的衰退，因为美联储用降息来刺激房地产经济，房地产市场被刺激起来，很成功地避免了经济衰退，但代价是房地产引起了更大的泡沫。
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一段对此时此刻的经济调整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针对如何治理经济萧条，他说，“只有让它自己治愈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为刺激带来的复苏，都会令那些在萧条中未能完成调整的剩余问题更加严重，从中又会产生出新的问题，再造成另一次更严重的商业威胁”。这就是说，我们在启动内需的时侯，一定要把本该通过“危机机制”强制解决的问题解决了，而不能留有后患，更不能产生新的问题。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