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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新探索 法治政府“十年建设”起步 各级政府重分财权 反腐进入深水区 建立和谐社会 警惕“底线保障”扭曲 疏导涌动的民意 矫正“教育产业化”迷误 直面生态危机 打破“重化工业”神话 跨国公司碰撞“中国规则” 本土企业价值重建 民企求变突围 证券市场开展孤独革命 文化继续分化 争议文化产业化 党内民主新探索
十六届四中全会实现的权力彻底交接无疑是2004年执政党建设的关键一环。这次全会形成的决定也昭示了未来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安全方面的政策指向。
具体而言，这些指向大概包括：权力合法性更多地强调法理性基础，以便提高权力行使的可预期性；在吸取世界各种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包容地方党内民主方面的改革尝试；在执政系统权力的中上端，强凋权力的协调和集中，以便中央政令畅通和“集中力量办大事”。
而四中全会提出的“适当扩大党政交叉任职”以及“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的决定，决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党政合一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一元化老路上去，而是在真正实现一系列党内民主进步中，既克服弊端，又能发挥优势的新型执政模式。
在2005年，我们可以期待的党内民主新探索包括：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基层党内选举、党内弹劾罢免机制等。
法治政府“十年建设”起步
2005年，中国政府将翻开建立法治政府“十年宣言”的第一章。舆论认为，中国政府正在以务实的姿态，以倒计时的心态，努力兑现“10年左右”锻造法治政府的承诺。
2004年3月22日公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颇具宣言意味：“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与5年前中央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那个甚为抽象的“决定”相比，内容具体而微的“纲要”，不但是一则“宣言书”，而且是一份承诺书。自它公布于世的那天起，公民们就开始以“倒计时”的心态，以“纲要”为尺子，衡量中央政府是不是一个法治政府，有没有兑现它对民众的承诺。
2005年，中国政府将通过新的法律法规对市场进行有力的监管，同时也为自己套上了“紧箍咒”。综观 15部涉及市场监管领域的法律法规的修订、制定和准备，法律界人士认为，政府正在向自己开刀。
2005年，作为这个10年建设规划的起步年，将带给我们更多的立法突破。
各级政府重分财权
行之已有10年的分税制大大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这在去年的SARS危机和今年的宏观调控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中央主导型”的改革取向，客观上加剧了地方治理困局。
尽管中央已经采取诸如逐步取消农业税等措施改善民生，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改“市管县”为“省管县”等制度性变革的呼声仍不绝于耳。由于呼声仍然存在争议并涉及到整个国家的体制，因而在2005年难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各种社会问题的压力会促使各地出台一些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措施。
首先要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其次，在税收立法权主要集中于中央的前提下，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第三，合理划分地方政府的级次。
如果说，上次税改主要是在税权上做文章，这次税改的核心则是较为全面的税制创新。
反腐进入深水区
深水区，意味着汪洋。腐败已不仅仅是贪污受贿，公款吃喝、购车、出国、考察等亚腐败形式日渐严重，文化已不能阻碍腐败的发生和发展，相反，“腐败文化”却正蚕食优良文化、高尚道德。
深水区，意味着不可知。深水区是无法看到底的，不知道水有多深；深水区有暗礁，但不知暗礁在何处，深水区有鲨鱼，但不知鲨鱼何时出现。进入深水区的中国腐败问题同样面临着不可知。不可知的腐败形式，不可知的腐败人物腐败事件。如何预见、预防和监控这些不可知，是处在深水区的中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深水区，意味着不能摸着石头过河。进人深水区的中国反腐斗争，不能走一步试一步，不能哪里有石头，就跳到哪里。在深水区必须有船，有渡水的工具，深水区的反腐也需要由法制建立的反腐体系。
深水区，意味着必须有泅渡的本领。此泅渡的本领在于开明的执政心态和透明的执政方式。
2005年，在反腐的深水区里，会掀起什么样的波澜?
建立和谐社会
尽管从各项宏观指标来看，中国社会经济目前已进入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但却不是民众最为满意的时期。故而，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执政党在它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尽管当一般公众将目光投注到“和谐社会”这个概念之上时，这个概念已经不是新鲜出炉，但我们若将眼光放在整个2004年，“和谐社会”确实算得上一个新概念。而它对2005年的中国走向，更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多元化利益及其纷争，构筑了出台“和谐社会”概念的背景。处于阶层逐步分化状态的中国社会，使得“和谐社会”这个概念的出现，显得殊为紧要。
诸多专家们认为，当下，制造“和谐社会”的紧要之处在于农民。在2005年，加紧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将是中国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
警惕“底线保障”扭曲
从过去一年一度春节前夕的嘘寒问暖、送米送面，到今天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广大城乡广泛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的贫困人口救助工作正在迅速向制度化迈进。这无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然而有迹象表明，在一些地方，以“低保”、“社保”为主要形式的底线保障已开始被扭曲、滥用。
我们不仅应对“底线保障”的滥用保持高度警惕，更应从根本上对现行制度架构与利益格局进行重新审视与调整，全面加强对经济要素的所有权、使用权等各项权益的确权与维权力度，同时大大压缩政府行政权力，对经济要素的所有权、使用权等各项权益的自由裁量与行政干预权限。唯其如此，我国数以十亿计的民众，才能以其合法取得的经济要素的各项权属为支点，共同参与分享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财富增长的福祉。
但愿在2005年社会保障带给当事人的不再是经济权益受剥夺的切肤之痛，而是社会关爱的欣慰。
疏导涌动的民意
没有网络，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民意，但有了网络之后，民意的表达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更便捷的渠道。人们从网络对诸多事件的参与追问及其浩大声势中，分明感受到中国社会正在涌起一种新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要对民意的产生与影响，有着另外的观察思考。正如政府的意志并不必然是真理一样，民意也有它的盲目性，有着不可尽信的一面。民意具有情绪性，有时并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因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民主诉求的增多而产生出来的巨大冲力，在一定时间内如突然迸发，非常可能会超过一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使一个国家陷人政治不稳定。
因此，如何将激涌的民意，控制在中国目前的国家资源可以接受的程度上，在吸收和利用民意实现政府善治的同时，又避免因民意的过度表达而冲击政府权威、引发政治冲突?这将成为2005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话题。
矫正“教育产业化”迷误
发展教育产业或教育产业化的本意，是指教育作为服务产业、第三产业，具有部分产业的属性，可以不同程度地引入市场竞争等市场机制，以提高教育服务的效率、质量、丰富性和多样性。然而，过去一段时间媒体关于教育产业化的激辩，早已超越了教育经济学的理论规范和学术意义，成为社情民意的强烈表达。
在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高速扩张、各级各类教育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之时，公众对教育的评价降到了近20年来的最低点。曾经被视为学术殿堂、道德源泉、至少是“清水衙门”的教育，成为舆论中的“十大暴利行业”、“五大腐败重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出的《社会蓝皮书》，又一次提供了权威的调查：子女教育费用在中国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已经超过了养老和住房。
在2005年，这种愤怒的情绪会在多大程度上引发教育体制的深层次改革，并大力矫正“教育产业化”迷误，我们拭目以待。
直面生态危机
2005年的中国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北方的沙漠化、长江流域、南水北调、甚至整个南方水域的尴尬污染、青藏高原的生态恶化、东北的黑土流失、近海污染等等问题，是否也将勾画出来年中国的另一面?
最近几年生态危机突出，而人们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理方式。从生态危机到生态危害不是一步的距离，因为生态危害永远是生态危机的忠实伴侣。
除了从“人定胜天”到“天人合一”的艰难转变之路外，世人再有无选择?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让人们从改造自然的梦境中逐渐清醒。发展是必然的，自然更是无情物。世界在工业文明的诱导中撇弃了“生态文明”，在单方的辉煌中一步步陷人生态危机的泥沼。中国也未能例外，尤其是经济发展速度如此迅速的今天，牺牲生态环境似乎不可避免地成了发展的代价。
2005中国生态危机并没有哗众取宠、引人争执之意，它将是所有中国人在即将来到的这一年无法回避的挑战。人们所关心的是，这场危机会以什么方式爆发出来?我们又将如何解决?
打破“重化工业”神话
临近岁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警告“中国经济片面重型化有危险”，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新一轮争论。其核心是“继续与重化工业共舞，还是大力发展服务业”，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问题。
切实地理顺和解决政府与市场、中央和地方、国企和民企、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等关系，调整和建立政府的指导，规范和监督机制，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转移财政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形成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多方动态一致性，完全可以使2005年的新产业政策制订和执行成为加强我党执政能力的突破口。
实际上，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对2005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作出了重大调整：即大力推动消费而不是一味发展投资，优化投资结构，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才是中国经济长久而平稳的增长之道。
跨国公司碰撞“中国规则”
2004年围绕跨国公司在华布局发出的声音和冲突，是2005年更大戏剧出台的风向标。背靠WTO规则并影响立法进程，跨国公司10年以来在华深入布局，并逐渐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秩序的强大力量。
在这一宏大进程中，跨国公司对中国政经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引人注目。而在这里显现的“中国规则”，不只是现行的秩序，更关键是真正支撑中国崛起的未来规则。在一个异常繁荣的10年之后，中国内生出一个重建内外战略平衡的要求，背后是中国主体经济力量战略失衡的危险。
而这一进程，会与中国新的政经力量试图重建国家战略平衡的努力发生碰撞。跨国公司在华的扩张，将被要求控制在某种政经框架之内。而更根本的内生矛盾则在于，单纯依赖以开放促增长、促改革的道路，最终会与真正长久推动这个国家崛起的价值和规则相冲撞。
本土企业价值重建
在告别2004年之际，创维黄宏生与中航油陈久霖，民企与国企的两个明星代表，在海外资本市场上使中国企业的价值再次蒙羞。
2004年以来，转型社会空前爆发的社会压力与大国企强势崛起的挤压，加之跨国公司的战略深入，使真正本土的企业力量，围绕基本的生存与发展，被迫要同时在三个方向寻求企业价值的重建：在全球竞争中，寻求突破被挤压在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命运；在剧烈转型社会，寻求主流的价值认同；在内外突围中，建立清晰的商业伦理。这成为未来最重大的趋势。
改革就是缔造出一幅商业成为一个国家创造力的重心的蓝图，企业的缔造者和强大者，将在中国崛起的历史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但剧烈的社会转型中所蕴含的利益与价值分裂，正在撕裂这个蓝本的草图。企业价值，陷入了危机的漩涡。
民企求变突围
宏观调控、质疑国资流失、国际贸易壁垒增加、劳资关系调整，后人回望2004年，可能从这四大事件中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年是中国民企的调整年。问题是这样的调整到2005年是否还要进一步持续?
2004年，民企面临的原材料、能源、劳力、资金全线紧张，2005年是否还将持续，民企的生存空间会不会受到影响?
2004年，民企大规模向上游产业进军的速度显著下降，2005年，这种进军是否会完全停下来，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2004年，联想收购IBM、万向已收购20余家海外企业、华为和中兴的海外业务成为其成长的主要来源，诸多实业巨头纷纷把视线转向海外，把中国民企的高效率转移到海外去是不是一条被逼出来的可行之路?
历史是未来的头绪。从诸多头绪中，我们有可能理清中国民企2005年走向吗?
证券市场开展孤独革命
2004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痛苦历程，以南方证券的突然崩溃开场，随后庄家德隆轰然倒地，而中国证监会成立以来的腐败第一案“王小石案”。则成为最具爆炸性的新闻。
中国证券市场在过往10余年积累起来的系统性风险已濒临全面发作的阶段。
1990年代中后期，从中国政治结构衍生出来的一个主要政治现实就是财富再分配，作为要素分配场所的中国证券市场首当其冲。这实际上是中国证券市场在1990年代中后期加速蜕变为洗钱场所的一个压倒性原因。
根据丑闻多寡所显示的透明程度，可以判断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先于其他领域开始了一场信息开放的革命。开放的信息与舆论可以有效防范风险的累积。
我们从来还没有看到过在一个政治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中，发展出了高质量的证券市场。基于同样的原因，这场始于证券市场的信息与舆论开放革命，很可能是一场孤独的革命。这场革命在2005年会以怎样的进程展开?
文化继续分化
2004年，看起来是文化活动最活跃的一年，政府的正面介入，似乎在着力启动文化市场，打击盗版，世界遗产大会，国际文化博览会等等，都在向我们昭示作为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尤其一个人口大国，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一个高吸引力的词汇，成为新经济新财富的焦点。
然而，在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之间，文化生产如何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资本权力与文化权力该如何调节，这将是2005年的核心议题。
2005年，传统的文化产业影视和出版，继续在票房和码洋的追逐中，使文化生产更加类型化，原创性式微。
在文化市场中，文化产品更趋程式化简单化，娱乐、游戏以及高度符号化的八卦文化将占领媒体主流。
精英文化持续低迷，思想界的交锋将越来越激烈，人文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越来越明显。思想界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其务实理性的专业背景，对公共事务的权益算计取代狂热的价值评判。
争议文化产业化
现在在地方，各级政府主导的文化活动已屡见不鲜。与此相对应，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益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人的文化焦虑感在与日俱增，百多年来的中西文化之争仍在继续。
从结构上看，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如新闻、出版、广电和文化艺术等为主构成的“核心层”有从业人员223万人，实现增加值884亿元；以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兴文化产业如网络文化、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广告及会展等为主构成“外围层”，有从业人员422万人，实现增加值835亿元。
但是，一些人已对“文化产业”提出了严重质疑：“‘文化产业’的提法，笼统地讲有很大问题，什么领域或者什么环节可以产业化都必须具体讨论，可以产业化的领域也不是所有环节都可以产业化”。
2004年的“三联保卫战”事件是值得记取的，因为它代表了出版业的典型矛盾。而在2005年，这种由文化产业化带来的争议还将继续，并带给我们更多的戏剧性场景。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