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对国内以及世界的诸多问题都有着透彻深邃的思考和非凡独到的见解。民族区域自治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运用到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创举,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党和国家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今天,重温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及有关论述,对我们认识民族问题和处理民族关系,仍然具有深刻的不容置疑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形成过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与团结的根本原则,但在实现民族平等与团结的基本途径或政权组织形式上,却经历了由民族自决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样一个艰辛探索、长期实践、反复比较的过程,反映了他对我国民族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
(一)主张民族自决以联邦制形式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时期(建党初期至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前苏联运用联邦制方式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经验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影响很大。中国共产党此时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主张,集中表现为强调民族自决,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全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关于民族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这带有明显的苏联模式痕迹。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照搬苏联模式,主张用民族自决和联邦制来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囿于主客观条件,当时毛泽东同志也是赞成的。
1931年11月,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蒙、回、藏、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的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指出,蒙古、西藏、新疆、云南、贵州等一定区域内,居住的人民有某种非汉族而人口占大多数的民族,可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内成立自治区。此时中共虽然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但仍然强调:“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这些少数民族自决权”,主张用民族自决来解决中国民族问题。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在此后的长征和西征途中,先后经过11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此时民族工作的现实感和紧迫感使党对民族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不断深化。
(二)主张以民族自治形式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时期(抗日战争前至解放战争初期)。1936年5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凡属回族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一切事情;凡属回民占少数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政府。同年
抗日战争开始后,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毛泽东对民族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和思考,开始强调要建立统一的国家,在这一前提下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行使自治权。1937年《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在此基础上,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民族工作、民族理论的经验,指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在此,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中国各民族要建立统一的政府,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治理论的初步形成。
194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根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这是在党领导下民族区域自治思想首次体现在法律规定上,表明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日臻成熟。
(三)确立以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的时期(解放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根据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6年组织蒙古族和回族人民,分别在正宁县和定边县建立了回民自治乡,在城川建立了蒙民自治区。1947年,随着蒙古地区的解放,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党在那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为此,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专门发来贺电:“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这样,经过在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特别是经过1947年在内蒙古建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的实践,毛泽东已经把以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样的国家结构形式,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制度选择。
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期间,毛泽东就是否实行联邦制问题征求当时主管民族工作的李维汉同志意见。李维汉经过调查研究,认为我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认为“行政自治”一级适合中国国情,建议采用。毛泽东同意这个建议。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就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将这一制度规定下来。此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建立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就是我国多年来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化并得到全面实施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1957年反右倾扩大化)。这一时期,在毛泽东的组织指导下,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得到全面实施和顺利发展。1952年2月,我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是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一部专门法律,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法律保障。之后,中央公布的《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本总结》(以下简称《总结》)在总结成绩的同时,从五个方面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充分估计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必须加强、巩固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自治机关民族化是加强巩固民族团结、密切自治机关与各族人民联系的重要环节;必须帮助自治区行使自治权利;必须在可能条件下尽力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事业,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环节之一。这个《总结》对于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此后,党和国家领导各少数民族人民立即进入了全面推行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阶段。首先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保障民族平等权利、禁止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法令和决定。其次为了使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为各族人民所了解,并使之切实地得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先后多次派出访问团、代表团、检查团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带去党中央对各族人民的关怀,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检查、落实民族工作。第三,从195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在查阅历史文献和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文化、风俗习惯、民间传说以及认真听取少数民族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很快使我国各民族的成分得到了识别和确定,几十个解放前不被承认和处于无权状态的少数民族,堂堂正正地成为祖国大家庭里平等的一员。第四,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通过改革和改造,废除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了全面实施。截止“文化大革命”以前,新疆、广西、宁夏、西藏4个自治区相继成立, 同期在全国范围内还建立了29个自治州、68个自治县。至此,全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格局基本形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及全面实施,结束了千百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无权的历史,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愿望,促进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在毛泽东亲切关怀下,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实施。它总结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和成果,规定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在国家中的地位,将民族区域自治写入国家根本大法之中,这标志着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朝着完备化方向迈出了关键性步伐。
二、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形成条件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决策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长期深入思考,在总结党的民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结构学说和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是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我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一般普遍原则。建立集中统一的大国,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列宁和斯大林在1917年二月革命以前基本上是反对联邦制的,认为联邦制共和国或者是一种例外,是发展的障碍,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的“前进一步”。列宁认为,“在各个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斯大林在1917年发表的《反对联邦制》,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占统治地位的对国家联邦制度的否定态度。但是,囿于俄国特别是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后的特殊情况,列宁深感当时难以在俄国建立集中统一的单一制大国,不得不改变初衷,迫于特殊情势在俄国实行联邦制。尽管如此,列宁同恩格斯一样,仍然“丝毫没有放弃批评联邦制共和国的缺点,丝毫没有放弃为实现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而坚决地进行宣传和斗争”。可见,苏俄实行联邦制的这一“例外”和“过渡”,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根本观点。列宁认为民主集中制并不排斥民族区域自治。他指出:“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和具有特殊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地,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不仅如此,列宁还把民族自治(包括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两种形式)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一般普遍原则”这一高度上来。他说:“至于自治,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的并不是自治‘权’,而是自治本身,把它当作具有复杂民族成分和极不相同的地理等条件的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因此,在我国各族人民已经翻身得解放,民族平等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结合我国国情,创造性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单一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国家学说。
(二)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是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中华文明史是一部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更是一部多民族相互交融、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历史,各民族经济密切联系,文化高度依恋,对祖国母亲饱含深情。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从来不得人心。“大一统”始终是中华各民族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目标。入主中原的各族政权,也以统一中国为荣,以统一中国为己任。可以说,中华大一统思想观念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同时,千百年来,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政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始终是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遵循。历代中央政府都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政策进行治理。历史证明,民族自决和联邦制原则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在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是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这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深厚历史渊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把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是顺应我国大一统民族心理和历史潮流的必然之举。
(三)我国各族人民长期共同的革命斗争,是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追求大一统、维护大一统和巩固大一统,不仅是中国历代各族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政治取向,而且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理认同和政治诉求。自近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争取民族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共同的家园、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觉醒,把各族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空前的民族团结成为中华民族获得新生的源泉。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民族进一步联合起来,同仇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涌现出回民支队、内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抗日力量,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与此同时,中国各族人民还同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进行策划制造所谓“西藏独立”、“东突厥斯坦”、伪“满洲国”等民族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种共御外侮的斗争中,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和民族认同得到进一步升华。伟大祖国是各民族的共有家园。只有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各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发展进步;中国各族人民只有更加紧密地团结和联合起来,才能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伴随着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到“自觉的民族实体”的历史性飞跃,从而为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顺应中国单一制政治传统的必然抉择。
(四)我国民族分布的特点和民族地区资源分布状况,是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我国各民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同时,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总体上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民族之间始终存在着密切而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凝聚成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这就要求在处理我国民族问题时既要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共同建设强大的祖国,也要从民族的、地区的实际出发,注意照顾差异和特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立足我国民族分布的特点和民族地区资源分布状况的科学抉择。
三、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以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为指导,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政治形式,着眼于更好地发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主人翁精神,调动其政治积极性,加强民族团结,加速推进民族自治地方的各项建设事业。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
(—)民族平等团结: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核心。民族平等问题,是古今中外民族关系中的很本问题、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坚持彻底的民族平等主张。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和各民族无产阶级联合团结的思想,结合中国历史条件和民族情况,把民族平等团结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的民族问题。毛泽东民族平等理论的内涵:一是承认中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国内各民族不管大小和发展程度如何,政治上一律称之为“民族”,享有平等权利。二是强调民族没有优劣贵贱之分。毛泽东认为,各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做过贡献,对开拓祖国辽阔的疆域、缔造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繁荣祖国的经济、创造祖国灿烂的文化,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三是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他倡导制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毛泽东民族团结联合理论是各族人民平等联合的理论,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中华民族整体的即全民族团结;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即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中华民族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毛泽东强调,民族团结是使我们伟大祖国走向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的前提条件和政治基础。他深刻地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中国的民族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毛泽东还科学阐明了当时民族团结的核心力量,指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他还强调,在我国,要搞好民族团结,中心是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
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的具体内容:一是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其语言文字的自由。毛泽东关于语言平等的思想,是我们党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依据。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不应强迫他们学习汉文汉语,而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民族自己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同时,毛泽东提倡各民族在自愿基础上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并特别提倡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应学习当地民族的语言,从而更好地为各族群众服务,增进民族团结。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1956年毛泽东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对于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应当帮助他们创造文字。二是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是民族平等团结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始终强调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红军长征途径甘肃、宁夏回族聚居区时,毛泽东亲自嘱咐并检查:红军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不得借用回民器皿用具,不得带回族群众禁忌的猪油、猪肉等食品,甚至包括用猪皮制作的用具等。这些措施为消除回汉隔阂,增强民族团结,扩大红军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毛泽东把改革落后习俗看作是民族文明与进步的表现,是民族文化方面的革命。对此,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一文中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这充分显示了他极热心倡导改革各民族的落后习俗,同时又十分尊重各族人民的意愿、绝不强加于人的思想。三是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指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采取保护政策。”
(二)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关键。民族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64%以上,要在如此广袤的民族地区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来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必须紧紧依靠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没有本民族干部,民族区域自治就无从体现,所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让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关键在于培养造就大批少数民族干部。
毛泽东一贯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一向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训练。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就为党培养了一批包括邓恩铭、韦拔群等在内的少数民族农民运动骨干。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出了正确方向和最高标准,主持制定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在他的倡导下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民族学院,为造就宏大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工作全面展开,需要大批民族干部。在处理少数民族干部问题时,毛泽东体现出了他博大的胸襟和伟人气魄,从思想理论上及时进行了阐述,指导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他指出,要培养和吸收大批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人民政府;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人民政权中,更要有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参加政权领导工作。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普遍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截至1958年,全国已有少数民族干部48万人,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基础。
(三)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根本归宿点。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经济文化社会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思想,是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根本立场和最终归宿,是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毛泽东少数民族发展理论和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这些地区(指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的落后状况)社会改革必须进行;二是国家和汉族人民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三是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要全面发展,特别是经济要发展。
在民族地区顺利实施社会改革,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前提。毛泽东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对落后的社会制度进行的改革,是发展民族经济、促进民族繁荣的客观要求。建国初期,毛泽东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还存在原始公社所有制、奴隶主所有制、封建主所有制等情况,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并根据不同条件逐步完成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毛泽东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要靠少数民族人民自身的觉悟来进行,这种觉悟要靠积极稳妥和十分慎重的工作来创造条件。他在肯定社会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和民族发展动力的同时,还告诫全党:“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事实证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实行少数民族社会改革是很成功的,它使一些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跨入社会主义,从而跻身现代民族之列,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建国初期,针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极为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苦的状况,党和毛泽东及时提出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并将其作为民族工作根本任务。“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因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提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使能逐步地改变其落后状态,逐步地达到事实上的平等”。毛泽东认为,由中央和内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这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他说,“帮助各少数民族, 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毛泽东还从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在我国现实社会中重要地位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强调:“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都做过贡献,他们加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毛泽东对少数民族人民团结奋斗,自力更生,改变家乡面貌寄予厚望。1949年10月,他为新疆和平解放给各界人士的贺电中,号召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为共同建设人民民主的新新疆而奋斗”。他在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西藏各界人士的许多信函、电报中,殷切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祝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生活日加改善,藏族前途日加光明,祖国边防日加巩固。他号召各民族地区,“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四、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若干重要原则和方法
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是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的理论,有着十分突出的应用性和针对性。在推行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工作原则、方法,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实践、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些原则和方法,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是行之有效的,对推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共同性和特殊性相结合。毛泽东指出,“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因此,“共同的就要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要适用特殊的条文”。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订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工作原则、方法,我国在民族工作中充分注意了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制定了100多个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正确处理了民族地区发展中的许多特殊问题。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主要主题,也是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原则和方法的重要方面。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并把它运用到了民族区域自治工作中,把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作为需要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做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处理民族内部矛盾问题,主要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即使对敌我性质的个别事件的处理,对多数参与的群众也应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加以处理,这既可以争取大多数,又可以孤立少数,使民族工作顺利开展。
(三)“商量办事”、“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这也是毛泽东民族工作原则和方法的一大特点。毛泽东强调“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又是最尊重各民族人民的平等、自主、发展权利的,因此,做好事和商量办事是完全可以统一的。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制度改革、风俗习惯改革等问题,特别是在西藏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上都这么做了,受到了各族人民的欢迎。
(四)“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这也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和方法。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党内和人民中存在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多次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问题,特别是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要求经常注意检查民族关系情况,发现问题,认真处理,不要只口头讲。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1953年、1956年和1975年进行了全国性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发现和解决了许多问题。
(五)“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这是毛泽东高瞻远瞩提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民族工作原则和方法。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这一做法是中国民族工作的独创,在我国民族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愈半个世纪。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有了真正的民族平等,才会有真正的民族团结。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已写进了国家大法《宪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用法律形式将此固定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问题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成败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这样,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与发展,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就一定能做的更好。56个民族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中国的强国梦也就能早日实现。
(作者:青海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会长;青海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