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这首题为《给你》的短诗，是我致意北大、拜别燕园时所作：
持博雅塔之笔
蘸未名湖之墨
我在心中
写下
您的名字
如同湖光
在我脑海波动
犹似灯塔
在我身旁矗立
给我智慧与灵感
赋予力量和温暖
您啊
奔行于正态分布的最前端
是离“真”最近的那一束光
是我生命的基座上
最坚实的
那一块
“砖”
今年炎夏时节的6至7月，组织安排我到北大参加第七期全球公共政策高级培训班。期间，集中学习了公共政策与经济学、公共政策与法律学、公共政策与政治学、公共政策与统计学、公共政策和管理、气候变化与能源政策的全球治理、公共政策与技术革新、中国改革和世界经济等方面的知识，聆听了来自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黎政治学院等世界著名学府的教授、博士的授课，课间谛听了有关国家政要、学界先锋的演讲，开阔了眼界，开通了思维，开放了胸襟。
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鲁迅、胡适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今天的北京大学已经成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摇篮、科学研究的前沿和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以及国际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窗口，正在更加执著地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怀揣崇敬之情和求知之愿，在课堂倾听，在课余遐思，偶有所得，惶然记之，于今不揣浅陋，求诸方家品评。
燕园：美得“一塌糊涂”
北大的早晨是燕子叫醒的。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燕子便以其清亮的鸣叫宣布：新的一天开始了。
刚到北大，听到“燕园”这个名字，误以为是由园中之燕而得，想北大毕竟不同凡响，为自己的校园起了一个浪漫而富有诗意的名字。后来了解到，北大所在地的前身原是燕京大学的校园，故得名“燕园”。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成立于1916年，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校园。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消，北京大学从北京城内沙滩迁了过来。从此，燕园成了调整后的北京大学的校园。“燕”字的由来，可追溯到古代战国七雄之一的周代诸侯国——北燕,建都于蓟(今北京)。燕园的前身淑春园，曾是乾隆皇帝赏赐给宠臣和珅的花园，当时号称“京师第一私人园林”。
燕园的精髓，可概括为“一塔湖图”。
塔，指的是未名湖东南的博雅塔。这是1924年7月燕京大学为了解决生活用水，在一口水井之上建的，外形仿照通州燃灯古塔的样子，用辽代密檐砖建成。塔共13级，高
湖，指未名湖，是在原有自然水面的基础上规划整理而成。它虽称“未名”，却名扬天下，盖因那些曾在湖边散步、凝神的大师们，是他们自由、深邃而悠远的思想，让这湖水、园林生出了独特的灵气。在湖上，与搁浅石舫基座相邻的是一个栩栩如生的翻尾石鱼，它原本是圆明园西洋楼前的遗物，1930年，燕大的毕业生们把它买回来作为敬献给母校的礼物，从此圆明园中的石鱼便畅游到未名湖中，腾跃于水面，曲尽其美态。在湖西南的山坡上还有一座玲珑的六角钟亭，亭内悬挂着一口镌有龙、海涛和八卦图案的铜钟，亭外则有古木苍虬与之相依，丛林翠枝与之相拥，它们和谐相伴，成为燕园中古朴、厚重的一景。立于未名湖畔，东可观湖光塔影，西可看钟亭落霞，南可望湖山林木，北可览层楼幢影，处处充满了诗情画意。白昼，云天投影于湖心，在微风中波光粼粼，似闪烁的灵感，如飘动的思绪，其景正如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夜晚，湖面反映着四周的灯光树影，和莘莘学子们踱步的身影，间或有调皮的鱼儿跃出水面，在湖中荡出一圈一圈的涟漪，真可谓是“微微风簇浪，散作满天星”（清·查慎行）。
图，指北京大学图书馆，拥有800多万册藏书，是亚洲校园中藏书最多的图书馆，在这里蕴育出了无数杰出的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学术殿堂。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闻一多——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承载着一部深沉丰厚的中国近代史。即便今天，静坐或者踱步，无不让人联想起燕园中的诸多大师们，想起他们曾经出入的楼阁、曾经坐过的湖边、曾经乘凉的古树，还有曾经的岁月、曾经的沧桑、曾有的精神和曾有的激情，也许园中最大的魅力，正来自于这种深厚博大的人文底蕴。
置身“燕园”，燕子啾啾的叫声不绝于耳，灵动翻飞的身影常在眼前，高尔基笔下海燕的形象浮于脑海。我愈发地觉得这个地方名副其实，愈是愿意相信“燕园”是因燕而得名。
经济学:经世济民之良方
不懂经济学,一个家庭难以兴旺,一个企业难以繁盛,一个国家难以发展。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在当今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全球一体化日益推进的情形下，不学习、不懂得、不运用经济学,则难以担当重任，甚至不能称职。在为期一周的学习中，课堂上聆听了哥伦比亚大学
⒈经济学能够增进人类共同的福祉。
⒉所谓市场经济，即以自由为核心，以市场为载体，以交易为手段，以获利为目的。
⒊经济一词虽源于希腊语，但在汉语中有着更加贴切而丰富的表达，既有诸如经营、管理之意，而且包含俭省之义，以较少花费换取较多利益，尤其言简意赅，十分传神，直抵经济的本质。
⒋课堂外，谈论市场模型中的垄断现象，以我国电力、铁路部门为例。有同学问：如果将其拆开，一分为二，或可引入竞争，惠泽民众？我笑答：有一群羊，本来一只狼吃,后来两只狼吃。学友愕然。
⒌税制的设计，一直是世界性难题，经济学家争论不休，各国政府做法各异。我不揣浅陋，姑妄设计之：人口最少、收入最高者，缴纳最多的税，其承担的份额状如倒三角形；人口最多、收入最少者，缴纳最低的税，其承担的份额形如正三角形。两个三角形相合，实现平衡，而三角形相吻合的边线，则可以随机做出相应调整。如此，既可保证整体税收，也有助于实现公平。想到那么多聪慧博学的经济学家竟然未能以此方式建模，窃喜。
⒍碳排放权交易的政策措施最早实行于美国，此后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相继实施，比较成功地遏制了污染。据悉，国家发改委近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等七地为国家首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将在国内率先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有望2013年正式启动交易。闻之，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人类或者找到了自救的良方，忧的是陷入污染——挣钱——再污染的恶性循环，抑或部分单元可以减排而整体污染依然，但愿这是杞人忧天。忽然冒出一个想法，假设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如法炮制，结果将会如何，人口更多还是更少？想罢，不禁莞尔。
⒎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爆发经济危机２２次之多，仅战后就有３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表现出明显的国际同期性。经济危机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生产停滞、失业激增，社会经济陷入瘫痪、混乱和倒退状态，给当今的世界经济发展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首先，繁荣和危机总是密切相关、同时并存的。各国在发展经济时，不仅要关注目前的直接效益，更要着眼未来，要确保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清醒看到经济发展中可能存在的潜在危机，防患于未然至关重要。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政府、不同制度的国家要适应经济的不断发展，及时调整内部机制和政策，并不断协调好国际关系，为经济的持续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第三，经济和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各国政府和各国组织应承担起各自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从而有效地遏制危机，防止危机的恶化，扩展和延续。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要从根本上摒弃以邻为壑的自保政策和转嫁手段，在区域经济集团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的当今世界，国际合作尤显重要。
危机带来灾难，同时蕴有机遇。或许，今次尚未能够逾越的危机，就是世界创造或者重构经济体系的一个机会罢。自由市场——当这只“看不见的手”失灵的时候，人们不应只是停留在反思的层面，而是各国政府联起手来，形成另一只大手（是一只而不是多只），不让那只看不见的手毁了它自己创造的财富和进步。可我们悲哀地发现，如今人们貌似握在一起的手，却在暗地里划拉着自己的算盘！
⒏西方的市场经济学者断言：“贸易使各国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称之为铁律。我读之惶然，恐以为这是个温柔的陷阱。他们会不会据此就说，中国的劳动力低廉，在市场上最有竞争力，所以，中国应该专门输出廉价的劳务以换取所需的物品？！
⒐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古文献整理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二千二百五十多年后，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描述了市场经济中人们如何相互交易：“……请给我们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由此可见，古今同理，中外皆然。遗憾的是，我们用于政治，人家用于经济，用途不一，结果迥异。
法律：人类“护身符”耶？
法律与公共政策课上，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杨·克莱因希斯特坎普教授引导我们像律师一样思考、像商人一样思考，从国家角度思考…… 立场不同，看法有别。以下种种，是我所思：
一种认识：法律是一把尺子，衡量是非曲直；是一把刀子，判断生杀予夺。
一种担忧：一个完全自由的经济，会不会没有节制？一个完全法治的社会，会不会失去活力？
一种假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巨大进步，既得益于法律的不完善，也得益于法律的逐步完善。惟因其不完善，才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也因其逐步完善，方能够促进改革、巩固成果。
一种看法：社会的和谐有序有赖于各方面的协调运行，如同一辆车子的平稳行驶，需要每个部件的合力推动，而不能单靠“法制”一只轮子。只有一只翅膀的鸟是飞不高的，只靠一只轮子的车也是行不远的。窃以为法治是人类进步文明的成果，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人类堕落退化的表现。古人对此早有察觉，老子曾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当处于上层的道德防线颓然坍塌，其作用丧失殆尽时，人类只有倚赖于法这个最后的底线来挽救颓势。法的需求越大，表明人性的颓败越严重。当“夜不闭户”已成故事、“路遗不
一种“逻辑”：自由的获得，必须以失去诚信为代价；物质的丰盛，必须以掠夺自然为代价；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法律是不完美的，因为其制定者人类首先不完美，这或可成为实行人治者的借口？
一种期望：法治是好的，另外还有没有什么是更好的？法律原本是在人们的心里，后来被人们拿在了手里，什么时候再重新回到人们的心中？会不会有那么一天，这个世界成为统一的市场、有着统一的秩序？这些，或许遥远，但值得期待，虽然艰难，但值得努力。即便我看不到那个景象，依然会怀揣梦想，虔诚祈祷。
统计学：让数字说实话
“用数字说话”，是公共管理者经常使用且十分有效的方法。英国前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说：“有三种谎言：谎言、糟糕透顶的谎言和统计资料”。是的，数字会说话，有真话也有假话，怎样揭去数字身上的“马甲”，看到事实真相，做出科学决策？听了巴黎政治学院布
必须树立正确的思想。数字是推断的基础，决策的依据，差之毫厘，则谬之千里，来不得半点含糊，不能有丝毫差池。有时候，个别领导在工作中单纯追求所谓政绩，或明或暗指使统计人员编造数字，不合“口味”就不高兴。而有关统计人员或者揣摩领导意图，或者嫌麻烦，在选取样本、界定总体、进行描述时不科学、不充分，按“需”取舍，遗漏某些重要数据，混淆因果关系，编造虚假信息。故而，出现数字是数字、现实是现实，实际情况与统计数据相去甚远的现象。因此，必须以正确的政绩观指导统计工作，去虚求实，去伪求真，不说假话，“不作假账”。
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方法是到达目的的重要途径，统计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统计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要正确运用收集、分析、推断中的一系列方法，既要重视均值、中位数、众数，也不忽视异常值，既要重视正态分布的置信区间，也不放过两侧的概率，既要定量分析，也要定性分析，进而努力接近真相，做出科学预测。
必须施以正确的推断。统计的目的是为了得出正确的结论，做出科学的预测。因此，统计人员提供数字要有公心、专心、精心，绝不操纵，绝不说谎；决策人员运用数字更是要有疑心、戒心、细心，会读数、会看图，不受诱惑，不被蒙蔽，进而以点知面、以小知大、以往知来，做出正确的决策。
政治学：寻找平衡与和谐
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马克·撒切尔教授以其渊博的知识，为我们讲授了国际上关于政治研究的前沿成果，有展示、有比较，有理论、有案例，虽因同译之故在接受上有些许隔膜，依然受教益、有启发。
作为一名资深公务员，原以为对政治已很稔熟，但学过之后才感觉别有洞天，解旧疑而增新惑，产生了更多的思考，诚如古人曰过的那样“学然后知不足”。窃以为，搞政治有三个人就够了：一个艺术家，一个科学家，一个实干家。艺术家出创意，科学家出智慧，实干家出效率。艺术家以其想象力构图，科学家以其精确度设计，实干家以其执行力落实。当然，这三个人不是单个的自然人，也不是三个独立的团队。他们要合力搭建一所屋子，让所有人都觉得看起来很美，住起来舒服。当然，这样的屋子即使建起来了，也未必一劳永逸，还得时常修补、翻新，以免审美疲劳，或者总有下水道堵塞之类的问题。如果大家都看厌了、住烦了，或者有了更好的选择方案，那就可能推倒重建。当然，这其中的潜台词是美好和幸福，度量衡是平衡与和谐。可是，这一切并不会自然地发生和形成。
本期培训班上，有几位来自新加坡的同学。为此，我特意了解了一下该国的情况，并同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进行了一番简单比较，感到非常有趣。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建国，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如果不刻意查找，在地图上难以发现。新加坡是全球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属于新兴的发达国家，其经济模式被称作“国家资本主义”，并以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而著称。新加坡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也是东亚第四最富裕地区。上海市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四大直辖市之一，中国国家中心城市，中国的经济、科技、工业、金融、贸易、会展和航运中心，位于中国漫长海岸线的最正中，世界第三大河、亚洲第一大河——长江的入海口以及亚太城市群的地理中心，拥有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和最大的工业基地。论资源，新加坡不说别的，甚至连沙土和饮用水都需要从别国购买进口，而上海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其身后广大国土上的丰富资源可供使用。以下数据来自权威网站：新加坡总土地面积约为714.3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257人；上海市面积为634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631人，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2011年，新加坡人均GDP50123美元，上海市人均生产总值82560元人民币（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3009元人民币），相当于13102美元。以上数据显示，上海的人口密度是新加坡的50%，人均GDP是新加坡的26%。换一种不太恰当的说法，我们的上海是1个人占2个人的地方，2.6个人出1个人的活儿。而且，其占用的资源就更不用说。或许，这种比较有欠科学，但足以警示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构建我们的“屋子”！另据报载，截至2011年底，北京地区人才总量达到523万人，新加坡共和国的总人口只有518万。今年7月初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和香港之后的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有“花园城市”之美称，在“全球宜居城市指数”中排名第三。
课堂上学到一个词——旋转门现象。是指政府官员退休或离职之后下海进入企业、学校任职的现象，被西方的公共行政伦理专家称为“旋转门现象”。由此，我联想到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来源，虽说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但大多属于兼职，少数专职也属于公务员序列。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他们或者因为精力有限无暇顾及，或者囿于体制无法施展拳脚，在工作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同体，角色错位混淆，难以有效履职，存在被俘获、被绑架、被控制的现象。在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上，习惯于运用党委或行政部门的想法和做法，屁股坐过来了（其实大部分情况下仍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思想没有转过弯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权力机关行政化的趋势，从而影响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这可否也是一种旋转门现象？在较长时期内，这种现象仍会存在，关键是我们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建构与创新来完善对其的管理，尤其要提供坚实的履职保障。
课间，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为我们作了题为“欧洲政治组织的问题”的演讲，回顾了欧洲政治组织18世纪以来的发展史，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区域化和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并就欧盟现存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趋势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德斯坦于1979年和当时的德国总理施密特共同倡议建立了欧洲货币联盟，为欧元奠定了基础，被称为“现代欧元之父”。2002年2月，他出任欧洲制宪筹委会主席，制定“欧洲宪法草案”，获得“欧洲宪法之父”的美称。欧盟（EU）即欧洲联盟，是由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的，经历了6次扩大，成为一个涵盖27个国家总人口超过4.8亿的当今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是一个集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于一身、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由此，我想起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一段话，并为之惊叹：“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美国巴纳德学院的校长戴伯拉·斯帕女士也在课间为我们作了关于通识教育的演讲。“通识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的方法，目的是培养跨学科发展的人才。在我听来，类似与我们国家教育提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区别在于他们是在大学阶段开展，我们从儿童踏入校门时就开始了。通识教育是先分后合，我们则是先合后分，孰优孰劣？不得而知。令人疑惑的是，我国在校生的总量远远高于美国，整个学制也相差无几，但顶尖人才为何如此悬殊？人家一亩地里的粮食产量，怎么就比我们十亩地的还多？说到底，不是“品种”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粗放经营，广种薄收。由此，我想到另一个问题——精英管理。一些成绩优秀的人走出校门跨入机构，进入决策层，他们可能足够专业，可以就某一项公共政策条分缕析，用公式演算，用理论推导，做到“完美无缺”、“万无一失”，但最致命的问题在于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必定是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甚至决策失误导致灾难性结果。这样的精英们建造的“屋子”，我们敢住吗？！
气候变化：一个虚拟的无国籍
流浪者的遗书
当今世上的人死亡，或者死于资源枯竭，或者死于气候恶化。而我的死亡，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类自责的痛苦和良知的压力，以及交加的悔恨、羞愧、愤怒…… 它们如同古老残酷的刑具，时刻折磨我的心灵，摧残我的肌体，使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我活得愈久，这种苦痛愈甚。在世间，我只能看到微弱的星光若隐若现，却看不到希望的光明普照大地。我的死亡，就是为人类赎罪。可是，我担心，我的肉身在杂乱的地球上无处安放，我的灵魂在污浊的太空里没有归宿。我死不瞑目啊！
曾经，我居住的地方是那样美好，屋后的山顶积雪皑皑，在日月轮回中放射出温和的光芒，山脚下永不枯竭的清水潺潺流淌，沁人心脾；顶空的蓝天纯净透明，白云悠闲地舒卷，就像宗教一样令人晕眩，即便是无月的夜里，也能在星光下穿针引线；曾经，四周静谧而芬芳，泥土的味道，花儿的味道，青草的味道，是那样纯正而久远，即便是腐烂的植物、动物的骨殖，亦如酒糟的醇香让人迷醉…… 曾经，曾经啊，仿佛是在前世，又恍若是昨天。可如今呢？脚下的大地已被掏空，随时可能掉进深渊万劫不复，头顶的天空黑洞密布，降下的是腐蚀的酸雨和呛人的尘土，空气中充满了有毒的物质，到处是被人抛弃的垃圾和垃圾一样被抛弃的灵魂…… 如今，如今啊，我无处立足，只得逃离家园，像一个幽灵四处漂泊。
我逃离。从雪线上升山岩裸露鹰隼消失的高原逃离，从丰美不再四野荒漠牛羊绝迹的草原逃离，从水源枯竭遍地污秽疾病肆虐的乡村逃离，从充斥着毒素与细菌而且人满为患的城市逃离，从冰川轰然崩塌鱼群集体自杀的极地逃离。我拼命地逃，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族群到另一个族群，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我不停地奔走，“累累如丧家之犬”，疲惫不堪却不敢稍息。甚至，我不敢呼吸，也不敢进食，因为到处是变异的毒品，充满着有害的物质。终于有一天，我走到了天涯海角。这里，或许会稍许干净一些吧？以下是我当时所见所感而写的《面海》：
此刻我俯首向海。据说
祖先们从这里走上陆岸
并沿途摘掉身上多余的部分
丢弃了返回家园的牌照。此刻
我俯首向海期待着
远房兄弟的面庞浮上水
亲切地向我说一声：嗨
可我却为水中的景象而
战栗：我的亲人们摆动着
优雅的长尾 正在
为一缕阳光或一口食物打斗
甚至没有被邀请
就闯进别人的家园吞噬
有的不断改换颜色伪装自己
有的互吻言和却转瞬扭打在一起
强者撕咬 弱者亡命
我正猜想这些景象为什么
与我居住的地方如此相象为什么
多年前祖先们离家出走 蓦然
我被游鱼喷了一脸腥水
像是在招呼回到家的游子
我慌忙上岸 却发现身后
已无路可逃
我由此确定
这里是我们的老家 确定
人类和它们之间的
血缘关系
我无暇伤感，继续奔逃。来到了一个以美字命名的国家，这里的人们温温尔雅，彬彬有礼，举着自由民主的牌子，过着舒适优雅的生活，我心想终于可以安居下来了。可没过多久，我发现他们道貌岸然的外衣下包裹着残忍的心脏，他们极少的人口消费了世界极多的能源，他们高水平的生活基于世界最高水平的人均能源消费（8吨）和世界最高水平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18石油当量）*，其他大部分国家则不足其十分之一。我私底下问他们：能否放弃目前这种奢侈的生活方式，或者稍加收敛一些，让其他国家的人们喘口气？他们傲慢地挺起高大的鼻梁，发出一个奇怪的声音“no”。原来，他们的自由是建立在更多人不自由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民主是主宰其他国家的民众，他们张开双臂走向你，其实一只手向你索要东西，另一只手里握着武器。我忍无可忍，再次逃离。
之后，我来到一个许多国家结盟的地方，喜出望外。他们自诩为全球能源政策的“早期推动者和当前引领者”，声称要发动“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出了3个20%的政策：以1990年为基础，到2020年主要能源消耗减少20%，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的20%，温室气体排放减少20%。之后，他们大义凛然地承诺：在2050年之前，将所在经济体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0%到95%。闻听这个消息，我百感交集，涕零如雨。可是，我定神仔细观察，他们或者因为实现承诺的成本太高而行动迟缓，或者因为国家地位与权力的竞争而难以割舍，或者因为“绿色竞赛”、外交冲突而徘徊不前，甚至有的成员自行其是，另搞一套，整个联盟的步调不尽一致，面临瓦解的危险。原来，他们定方案、搞计划、订指标、提要求，不过是想在世界上建立一套自己主导的话语体系！一度，我还热心地建议：温室效应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达国家应该更多地承担责任，以其发展水平按比例为历史账“埋单”。对此，他们顾左右而言他，置之不理。我只好失望地离开这个地方。
此前和此后，我历经许多面积或大或小、人口或多或少的国家。每到一处，尽是热浪滚滚，烟尘弥漫。在这些地方生存，必须练就水米不进、百毒不侵的金刚不坏之身。这里的人们为了些许蝇头小利，不惜破坏家园，污染山河，争相搞来料加工，“无私”地把利润让给别人，把污染留给自己。他们把“家底”翻个底朝天，弄得山河满目创痍，然后低廉地卖给别人，再以离奇的高价买回用自家原料制成的产品。他们“无畏”，敢于以身试毒，在自己的胃里进行各种化学试验，自豪地承认自己的身体拍扁了就是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他们常常为要生存还是要污染争论不休，更多的时候是懒得和你理论，怕耽误了他们充满烟雾和毒气的gdp，他们的说辞是你当强盗过上了好日子凭什么我不能当，现在我要过好日子你就担待点甭想清净，曾经州官放火不让我点灯，如今俺也要放火过把瘾。他们使劲挖，他们拼命烧，他们出恶气似地狂排放，遮天蔽日，日以继夜，不亦乐乎。在这些地方，我惟有“长太息以掩涕”，转身离开。
我茫然四顾，“上穷碧落下黄泉”，竟然无处可去。我郁闷地望着千疮百孔的地球，如同看着一只艳丽的苹果一点点腐烂，终有一天被上帝扔进宇宙黑洞的垃圾桶里。或者，像人类猜想为自己故居的火星一样，成为一个死球。我当然不是杞人忧天，按照目前的消费水平，地球上的煤炭只够用236年，石油可用45年，天然气和铀仅够50多年。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赶紧自救吧，一万年太久！
我决定不逃了。俗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也不嫌寄住的这颗星球热点儿、毒点儿、乱点儿。神话中的女娲炼石以补天裂，精卫衔石以填深海，愚公九旬以移山，我虽不能扭转乾坤，可也愿竭尽绵力，即便如西西弗斯不停地将巨石从山脚推到山顶，滚落下来，再推上去，直至气绝。我的死亡，不是因为绝望。
如果我死了，人们啊，请打开我的胸腔，里面有一颗受尽磨难却饱含祝福和希望的心，会一直为你们搏动！
*文中数据引自巴黎政治学院坦克雷德·瓦楚里耶教授的讲义《气候变化与能源政策的全球治理》
科技创新：跟随还是引领
创新，充满风险而且未必成功；守旧，则必定是死路一条。
科技，乃科学与技术的并列词组，两者虽有联系，却高下有别。科学是灯塔，技术是航船。科学如设计师，技术似工程师。二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
创，相对于无；新，相对于旧。创新，既是科学，也是艺术，需要科学家的严谨和执着，也需要艺术家的想象与激情。
何谓创新，我的理解是：源于想象，定于战略，成于体制，显于产品，续于市场。有了嫦娥奔月的想象，人类终于登上月球；有了确定的方略，实施才不会半途而废；提供体制的保障，创新就有了系统的支撑；唯有形成可供人们享用的产品，方知那不是空想；将创新与市场连接，才会获得激励和动力。以上诸方面首尾相接，循环往复，呈现“螺旋式上升”景象。
一项创新，有时候就是在忽发奇想中豁然，在异想天开中果然。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许多年来，我们在科技领域因循着追赶模式，亦步亦趋，跟之随之，与“创新”的本义相去甚远。追也好，赶也罢，总摆不脱尾随的意思，更没有超越的意识。如此，一方面我们很难走得快、跟得上，另一方面我们更难预料人家什么时候突然转弯，或者迈起了太空步。路线是人家定，速度由人家定，步姿也人家定，我们学都学不赢，遑论超越。要么成为行动最早、行走最快的那一个，要么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另辟蹊径，做一名“拓荒者”，实现自己主导的技术轨道。后者更有意义，更具价值。
记得鲁迅 先生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液晶显示屏的产生过程说明：播种者未必收获，欲收获须先耕耘。创新，和许多事物一样，有时候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有时候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有时候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甫听此语，心头一震——“如果以进口技术替代本土研发，那就是自愿选择了欠发达” ＊。仔细揣摩，耐人寻味。放眼满世界南招北引而来的外资企业，其实个个都留了一手，那一手就是“绝活”——核心技术，对我们只授其“鱼”而不授其“渔”，最终等他们赚的盆满钵满撤离后，却发现只剩一地鸡毛。
曾经有这样一个“宏愿”：将一般性的创新交给企业、交给市场、交给部门，能做多少是多少，能走多远是多远。而在国家层面，设立若干战略性目标，举全国之力，集全国之智，合力攻坚，集中突破，做成几个大项目、新项目，在这些领域成为技术领跑者、前沿创新者、规则制定者，并由此改变世界，影响人类。如是，则会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乃至一个世纪里，能够持续受益，带动其他产业，实现利益最大化。尔后开始新一轮创新，进而良性循环。
令人欣慰和振奋的是，此时北京恰好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了到２０２０年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基本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原始创新能力明显提高，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大幅增强，关键领域科学研究实现原创性重大突破，战略性高技术领域技术研发实现跨越式发展，若干领域创新成果进入世界前列；创新环境更加优化，创新效益大幅提高，创新人才竞相涌现，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科技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大幅提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由此，我认为可以修改一个词，把“追赶”改为“赶超”。这，绝不是修辞。
*此句引自北京大学路风教授的讲义《公共政策于技术创新》
探寻：国富国穷的奥秘
人类历史自出现国家以来，就伴随着国家的兴衰更替。地区与地区相比，公元1000年时，世界上最富和最穷的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比是l.1︰l，现在是19︰1;国与国相比，今天富国瑞士和穷国莫桑比克的财富比是400︰1。为什么世界上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傅军教授以其资证磅礴的滔滔雄辩，横贯中外的纵横捭阖，穿梭古今的妙论高见，为我们开启了另一种开阔的观察角度。
这是来自2010年的一篇报道：经过三十年的壮观增长，中国终于超过日本，成为及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欣喜过后，自豪之余，我注意到如下数据：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在第100位左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按照每人每天1美元收入的联合国标准，中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与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不相上下，接近3600美元，而美国人均年收入达4.6万美元，差距逾十倍。虽然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但中国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依然大大落后于日本。
中国的落后，不是输在起跑线上的。如果用人均GDP来衡量，700年前的中国是地球上最富、最发达的国家。在中国北宋，开封是中国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有上百万人口，相比之下，伦敦当时仅有1. 5万人。研究显示，在19世纪早期，中国的GDP总量大约占世界的30%，到了20世纪初，该比例迅速跌到13%，到了30年前改革开放的前夕，甚至还不到5%。今天，这个比例又回升到大约15%。中国人口在19世纪初是世界人口的1/3，20世纪初是1/4，现在大约是1/5以下。为什么辉煌如过眼烟云，中国不仅没能保持领先者的优势，反而距离越拉越大？
是自然资源决定的吗？让我们的视野暂时跳出中国，审视全球其他地区的过去和今天。公元11世纪，非洲和欧洲的人均GDP大约旗鼓相当，但是之后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却长期处于贫穷和落后。在中东，虽然以色列人把自己称为“上帝选中的人”，但是上帝并没有给以色列人任何石油资源，而是把石油资源给了阿拉伯国家。以色列自然资源极其短缺，但是它的经济依然繁荣。今天以色列的人口数排在全球的第98名，但是人均GDP却是第22名。在欧洲，1000年前欧洲主宰世界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但是500年前，欧洲却开始拥有世界的主导地位。相反，俄罗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天然气、煤炭储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40%和50%以上，都是世界首位，石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1/3，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二。但是，俄罗斯从来没有进入过富国的行列，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按1990年购买力国际元的计算结果，1998年西欧国家人均GDP的平均数是17921元，而俄罗斯只有3893元。
或者是地理优势使然？在美洲，美国从1776年建国至今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今天美国的GDP接近世界总数的1/3，而美国人口大约是世界人口的5%。如果说美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还是根据麦迪森按1990年国际元的计算结果，1770年墨西哥的人均GDP大约是568元，美国（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只是527元。可是到了1998年，墨西哥是6655元，而美国则是27331元。拉美国家人均GDP的平均数是5795元。
抑或是文化的缘故？在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受到儒学文化的洗礼和熏染。在沉睡了很长时间后，到了20世纪后半期，亚洲的“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率先摆脱贫困，其他许多国家为什么继续身陷穷者更穷的泥沼？东德和西德都是德国文化，20世纪50年代两者经济还不相上下，到了1990年，东德的人均GDP仅仅是西德的1/4，朝鲜半岛情况也类似。东、西德国统一之前存在的财富的巨大鸿沟强烈地提醒我们，对国富国穷之谜的探索必须超越文化和地理的本身。
那么，在国富国穷的背后，是否可以寻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逻辑，并回到经验世界中接受证实或证伪的检验？傅军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中心命题（或理论假说），即一个国家财富的多少是两个制度安排完善度的函数。这两个制度安排，一个是纵向、垂直的制度，一般称为政府；另一个是横向、平行的制度，一般称为市场。他把由此推出的解释国富国穷的理论假说称为BMW的逻辑，即W（财富Wealth）=B政府Bureaucracy)×M(市场 Market)。
与该逻辑相一致，从全球范围来看，决定国富国穷的因素主要是制度性的，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以及这三个方面之间的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1）在纵向制度的维度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才导向、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力和利益合理制衡的、旨在支持市场的政治制度；（2）在横向制度的维度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以良好激励和保护产权（包括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并与世界经济连接的市场制度；（3）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充分运用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
现代化首先是人的思想的现代化。联合国《2003年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对新观点缺乏开放性是制约该地区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南非黑人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尔逊·曼德拉则说，贫困“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导致的”。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其成败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同时也离不开国内环境与国际的互动。促进社会交流才能提高效率，从而促进财富的增长。对于立志要改变现状、脱贫致富的国家而言，一个更有效的视角是把文化看做制度安排的结果。这是因为，从短期或中期而言，人们能着手搭建的是制度安排而不是文化。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约翰·科特教授在其著名的《以变求生》中指出：“文化不是先到，而是后来的，即发生在新方法的实施以及新制度安排的后面。”这种因果关系视角与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出版的《2009年中国现代化报告——文化现代化研究》相一致。该报告认为，文化是影响和解释人类生活方式的知识、制度和观念的复合体，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体现。
人类成功的实践，是在理性思维的指导下进行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于所有国家来说，眼前的繁荣并不等于永恒的增长，眼前的困难也并不意味着永远的挣扎。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有这样的忠告：“我们现在既不能做自欺欺人的乌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忧天的悲观预言，现在该是对现存的惯例和制度做一个冷静的再评价的时候了。我们应当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这正是当前全世界正在努力去做的事。”哈佛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其著名的《规模和范围经济》一书中指出，制度设计和组织能力是企业和一国经济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而且还在国际竞争中提供导致国民经济兴起和衰落的动力源泉。印度圣雄甘地有一句名言：“如果要改变世界，先要改变我自己。”他同时提醒人们：“如果你的方向错了，那速度就无关紧要了。”
制度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发展的秘诀在于在变化中保持秩序，在秩序中寻求变化。
重温《共产党宣言》
一个政党若要强大，需要增强新陈代谢，不断与时俱进；一名党员若求进步，须得改造主观世界，汲取思想营养。在北大接受培训之余，认真拜读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48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部较为完整而系统地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伟大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洋洋万言，叹为观止。此外，从市面购得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英国当代思想家、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教授特里·伊格尔顿最新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该书通过大量实证反驳了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进一步阐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作市场经济体系的可行性，并为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观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契合点，读之使人豁然，令人击节。
一个思想若非深邃，如何能穿越160多年的时空而依然熠熠闪耀？且看宣言对资产阶级的评价：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从现象到本质，从逻辑到规律，宣言如此透辟而精道：“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回望历史上数十次经济危机，再审视眼下席卷世界尚未度过的全球金融危机，对照宣言的揭示，惟有叹服：“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在日常生活和具体工作中，面对改革创新，看到新鲜事物，总有人特别是一些既得利益者或者新权贵们，或者出于惰性，或者担心触及一己私利，不时用习惯如此、不合传统等种种借口加以阻挠。殊不知，产生意识的土壤中有文化的因素，但更直接更重要的是制度安排。“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百年前老祖宗的棒喝犹在耳畔，却如何惊不醒那些浑噩之流呢？！
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或者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两个不同的利益？宣言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诚然，真理是朴素的。但真理的光芒却是无比的绚丽。宣言处处激情澎湃，文采飞扬——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百年前的文字依然铿锵，跨世纪的思想仍然嘹亮。而这一切，只是序曲，绝非终场。
（作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