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培养下成长

        1954年1月，我出生在青海省乐都县芦花乡一个小山村里。父母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解放前给当地一户姓陈的地主打长工为生。1963年，按农村的年龄计算法，我已经11岁了（周岁9岁），还光着屁股漫山遍野疯玩。就在那年夏天，村初级小学的校长手里提个马蹄表，背着手走进了我家的院子（其实不能叫院子，因为没有院墙），我和一帮半大小子围着校长看稀奇。校长问我父母，这么大的孩子怎么不上学？父母说，没钱上不起啊！校长说，卖掉两颗鸡蛋就够课本钱了。于是父母用锅底灰把一块白粗布染成黑色给我缝了条裤子，我就跟着校长走进了小学校门。
　　若不是新社会办了村小学，若不是那个有责任感的小学校长走家串户找学生，若不是当年学费那么便宜，真不知道现在的我该是什么模样。
　　高中毕业是1974年了，那时还在文革期间，政策规定农村高中生必须回乡务农两年，才有资格被推荐上大学。由于我从小学到中学都算是尖子生，毕业后就当了民办公助教员。到了1976年，有资格申请上大学了，结果因为当时流行“走后门”，指标全被乡干部、村干部的子女以及他们亲戚的孩子占用，我尽管学习成绩好，然而连报名的资格也没有！1977年恢复高考，但是文革余波尚在，我的大学之梦再受挫折。1978年，终于考上大学，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高等教育熏陶。
　　若不是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没有恢复高考制度，我的大学之梦恐怕永远只是梦了。
　　1982年走上了工作岗位，从黄南藏族自治州人事局干事干起，到州委办公室秘书，到省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到省委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到省纪委常委、秘书长，到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到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近30年。30年来，每完成一项工作任务，每有一点工作成绩，每有一小步或者一大步的进步，无不浸透着党的教育培养，无不浸透着一级一级组织和领导的谆谆教导和鞭策鼓励。
　　记得刚到黄南州委办公室当秘书，草拟一篇工作总结，自己着意卖弄文笔，把一篇公文写得像一篇散文，洋洋洒洒几千字，不伦不类。办公室主任韩宏好一顿批评，说公文贵在准确、简练、朴实、条理清楚，一五一十写就行了，你这个东西是好看而不中用的。后来才谦虚了，老老实实从头学起，一点一滴体会，一年后成了大家公认的合格秘书。
　　记得在黄南州委跟着州委书记洛桑下乡调研，书记满腹经纶而谦虚谨慎，儒雅优秀而又朴实无华，律己甚严而又待人宽厚，原则性极强而又平易近人。到了农牧民家里就像回了自己家一样亲切自如，在州直机关倡导整顿作风并亲自做动员讲话时却又措辞严厉令人生畏。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对跑官要官的亲戚乡邻却是正言厉色、油盐不进……那时跟着这位领导，真切感觉到自己每天都在进步。
　　记得在省农林科学院工作时，有一次省委党校一个年轻教师来讲党史，讲到长征时信口乱讲，说长征事实上是“大逃跑”。主持讲座的院党委书记任转运立刻打断话头，严肃地终止了这位讲师的信口开河，明确宣布：“我不同意这位老师的观点！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历史上早有定论，在国际上都不乏赞誉之词。长征挽救了革命危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说长征是大逃跑绝对是歪曲历史，同志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脑筋想问题、学历史，绝不可人云亦云”。一席话说得义正言辞，慷慨激昂，赢得全院400多位科学家、干部职工热烈掌声。我也为这位坚定的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所深深感染。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绝不人云亦云，绝不含糊其词，这是非常可贵的政治品德。
　　记得在省委办公厅，每参与起草一篇文稿，每参加一次省委重要会议，每跟随省委领导下乡调研一次，总会加深对相关理论、相关政策的理解和认识，总会从领导那里学到鲜活的认识论、方法论，总会多一些对省情、对工农牧业等实际情况的了解，日积月累，渐趋成熟。
　　后来到省纪委、到省人大，自己也是一定层次的领导了，就懂得如何抓工作，如何带队伍，有时候小有成就，总是不敢沾沾自喜，而是私下里与自己心目中那些深为尊敬的领导和前辈作比较，看看自己与他们还有什么差距，以为鞭策，以为促进。
　　回顾以往，感悟也浅。总的体会是，人的一生欲不虚度，自身的努力是根本性的，而环境、机遇是决定性的。这个环境、机遇，就是党和祖国所提供、所给予的。如果没有后者，个人的成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