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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0年的一篇报道：经过三十年的壮观增长，中国终于超过日本，成为及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欣喜过后，自豪之余，我注意到如下数据：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在第100位左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按照每人每天1美元收入的联合国标准，中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与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不相上下，接近3600美元，而美国人均年收入达4.6万美元，差距逾十倍。虽然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但中国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依然大大落后于日本。
人类历史自出现国家以来，就伴随着国家的兴衰更替。地区与地区相比，公元1000年时，世界上最富和最穷的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比是1.1∶1，现在是19∶1;国与国相比，今天富国瑞士和穷国莫桑比克的财富比是400∶1。为什么世界上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
中国的落后，不是输在起跑线上的。如果用人均GDP来衡量，700年前的中国是地球上最富、最发达的国家。在中国北宋，开封是中国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有上百万人口，相比之下，伦敦当时仅有1. 5万人。研究显示，在19世纪早期，中国的GDP总量大约占世界的30%，到了20世纪初，该比例迅速跌到13%，到了30年前改革开放的前夕，甚至还不到5%。今天，这个比例又回升到大约15%。中国人口在19世纪初是世界人口的1/3，20世纪初是1/4，现在大约是1/5以下。为什么辉煌如过眼烟云，中国不仅没能保持领先者的优势，反而距离越拉越大？
是自然资源决定的吗？让我们的视野暂时跳出中国，审视全球其他地区的过去和今天。公元11世纪，非洲和欧洲的人均GDP大约旗鼓相当，但是之后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却长期处于贫穷和落后。在中东，虽然以色列人把自己称为“上帝选中的人”，但是上帝并没有给以色列人任何石油资源，而是把石油资源给了阿拉伯国家。以色列自然资源极其短缺，但是它的经济依然繁荣。今天以色列的人口数排在全球的第98名，但是人均GDP却是第22名。在欧洲，1000年前欧洲主宰世界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但是500年前，欧洲却开始拥有世界的主导地位。相反，俄罗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天然气、煤炭储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40%和50%以上，都是世界首位，石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1/3，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二。但是，俄罗斯从来没有进入过富国的行列，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按1990年购买力国际元的计算结果，1998年西欧国家人均GDP的平均数是17921元，而俄罗斯只有3893元。
或者是地理优势使然？在美洲，美国从1776年建国至今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今天美国的GDP接近世界总数的1/3，而美国人口大约是世界人口的5%。如果说美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还是根据麦迪森按1990年国际元的计算结果，1770年墨西哥的人均GDP大约是568元，美国（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只是527元。可是到了1998年，墨西哥是6655元，而美国则是27331元。拉美国家人均GDP的平均数是5795元。
抑或是文化的缘故？在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受到儒学文化的洗礼和熏染。在沉睡了很长时间后，到了20世纪后半期，亚洲的“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率先摆脱贫困，其他许多国家为什么继续身陷穷者更穷的泥沼？东德和西德都是德国文化，20世纪50年代两者经济还不相上下，到了1990年，东德的人均GDP仅仅是西德的1/4，朝鲜半岛情况也类似。东、西德国统一之前存在的财富的巨大鸿沟强烈地提醒我们，对国富国穷之谜的探索必须超越文化和地理的本身。
那么，在国富国穷的背后，是否可以寻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逻辑，并回到经验世界中接受证实或证伪的检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中心命题（或理论假说），即一个国家财富的多少是两个制度安排完善度的函数。这两个制度安排，一个是纵向、垂直的制度，一般称为政府；另一个是横向、平行的制度，一般称为市场。他把由此推出的解释国富国穷的理论假说称为BMW的逻辑，即W（财富WEALTH）=B（政府BUREAUCRACY)×M(市场 MARKET)。
与该逻辑相一致，决定国富国穷的因素主要是制度性的，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以及这三个方面之间的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1）在纵向制度的维度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才导向、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力和利益合理制衡的、旨在支持市场的政治制度；（2）在横向制度的维度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以良好激励和保护产权（包括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并与世界经济连接的市场制度；（3）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充分运用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
现代化首先是人的思想的现代化。联合国《2003年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对新观点缺乏开放性是制约该地区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南非黑人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尔逊·曼德拉则说，贫困“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导致的”。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其成败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同时也离不开国内环境与国际的互动。促进社会交流才能提高效率，从而促进财富的增长。对于立志要改变现状、脱贫致富的国家而言，一个更有效的视角是把文化看做制度安排的结果。这是因为，从短期或中期而言，人们能着手搭建的是制度安排而不是文化。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约翰·科特教授在其著名的《以变求生》中指出：“文化不是先到，而是后来的，即发生在新方法的实施以及新制度安排的后面。”这种因果关系视角与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出版的《2009年中国现代化报告——文化现代化研究》相一致。该报告认为，文化是影响和解释人类生活方式的知识、制度和观念的复合体，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体现。
课余重温《共产党宣言》，使人豁然，令人击节，百年前的文字依然铿锵，跨世纪的思想仍然光辉。我们屡见不鲜的情形是，在日常生活和具体工作中，面对改革创新，看到新鲜事物，总有人特别是一些既得利益者或者新权贵们，或者出于惰性，或者担心触及私利，不时用习惯如此、不合传统等种种借口拖延、阻挠。殊不知，产生意识的土壤中有文化的因素，但更直接更重要的是制度安排。“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百年前共产党老祖宗的棒喝犹在耳畔，却如何惊不醒那些浑噩之流呢？！
人类成功的实践，是在理性思维的指导下进行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于所有国家来说，眼前的繁荣并不等于永恒的增长，眼前的困难也并不意味着永远的挣扎。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有这样的忠告：“我们现在既不能做自欺欺人的乌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忧天的悲观预言，现在该是对现存的惯例和制度做一个冷静的再评价的时候了。我们应当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这正是当前全世界正在努力去做的事。”哈佛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其著名的《规模和范围经济》一书中指出，制度设计和组织能力是企业和一国经济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而且还在国际竞争中提供导致国民经济兴起和衰落的动力源泉。印度圣雄甘地有一句名言：“如果要改变世界，先要改变我自己。”他同时提醒人们：“如果你的方向错了，那速度就无关紧要了。”
制度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发展的秘诀在于在变化中保持秩序，在秩序中寻求变化。
（作者系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