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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学习期间，聆听了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黎政治学院部分教授、博士的授课和一些国家政要、学界先锋的演讲，深切感悟，深受教益，深有所得。
经济学:经世济民之良方
不懂经济学,一个家庭难以兴旺,一个企业难以繁盛,一个国家难以发展。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在当今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全球一体化日益推进的情形下，更需学习、掌握、运用经济学，多一种视角看事情，多一种思维想问题，多一种方法做工作。
⒈经济学能够增进人类共同的福祉。
⒉所谓市场经济，我认为是以自由为核心，以市场为载体，以交易为手段，以获利为目的。
⒊经济一词虽源于希腊语，但在汉语中有着更加贴切而丰富的表达，既有诸如经营、管理之意，而且包含俭省之义，以较少花费换取较多利益，尤其言简意赅，十分传神，直抵“经济”的本质。
⒋课堂外，论及市场模型中的垄断现象，以我国电力、铁路部门为例。有同学问：如果将其拆开，一分为二，或可引入竞争，惠泽民众？我笑答：有一群羊，本来一只狼吃,后来两只狼吃，益否？学友愕然。
⒌税制的设计，一直是世界性难题，经济学家争论不休，各国政府做法各异。我不揣浅陋，姑妄设计之：人口最少、收入最高者，缴纳最多的税，其承担的份额状如倒三角形；人口最多、收入最少者，缴纳最低的税，其承担的份额形如正三角形。两个三角形相合，实现平衡，而三角形相吻合的边线，则可以随机做出相应调整。如此，既可保证整体税收，也有助于实现公平。想到那么多聪慧博学的经济学家竟然未能以此方式建模，窃喜。
⒍碳排放权交易的政策措施最早实行于美国，此后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相继实施，比较成功地遏制了污染。据悉，国家发改委近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等七地为国家首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将在国内率先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有望2013年正式启动交易。闻之，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人类或者找到了自救的良方，忧的是担心陷入污染——挣钱——交易——再污染的恶性循环，抑或部分单元可能减排而整体污染依旧，但愿这是杞人忧天。忽然冒出一个想法，假设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如法炮制，实施生育权交易制度，结果将会如何，人口更多还是更少？想罢，不禁莞尔。
⒎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爆发经济危机二十多次，仅战后就有三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表现出明显的国际同期性。经济危机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生产停滞、失业激增，社会经济陷入瘫痪、混乱和倒退状态，给当今的世界经济发展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危机带来灾难，同时蕴有机遇。今次尚未能够逾越的这场危机，或许是世界创造或者重构经济体系的一个机会罢。自由市场——当这只“看不见的手”失灵的时候，人们不应只是停留在反思的层面，而是各国政府联起手来，形成另一只大手，不让那只“看不见的手”毁了它自己创造的财富和进步。可我们悲哀地发现，如今人们貌似握在一起的手，却在暗地里划拉着自己的算盘！
⒏西方的市场经济学者断言：“贸易使各国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称之为铁律。我闻之惶然，恐以为这是个“温柔的陷阱”。他们会不会据此就说，中国的劳动力低廉，在市场上最具竞争力，所以，中国应该专门输出廉价的劳务以换取所需的物品？！
⒐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古文献整理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二千二百五十多年后，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描述了市场经济中人们如何相互交易：“……请给我们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由此可见，古今同理，中外皆然。遗憾的是，我们用于政治，人家用于经济，用途不一，结果迥异，呜呼！
政治学：寻找平衡与和谐
作为一名资深公务员，原以为对政治已很稔熟，但学过政治学之后，感觉别有洞天，解旧疑而增新惑，产生了更多的思考。
窃以为，搞政治有三个人就够了：一个艺术家，一个科学家，一个实干家。艺术家出创意，科学家出智慧，实干家出效率。艺术家以其想象力构图，科学家以其精确度设计，实干家以其执行力落实。当然，这三个人不只是单个的自然人，也不仅是三个独立的团队。他们要合力搭建一所屋子，让所有人都觉得看起来很美，住起来舒服。当然，这样的屋子即使建起来了，也未必一劳永逸，还得时常修补、翻新，以免审美疲劳，或者还需要解决下水道堵塞之类的问题。如果大家都看厌了、住烦了，或者有了更好的选择方案，那就可能推倒重建。当然，这其中的潜台词是美好和幸福，度量衡是平衡与和谐。
班上有几位来自新加坡的同学，所以我特意了解了一下该国的情况，并同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进行了一番简单比较，感到非常有趣。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建国，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如果不刻意查找，在地图上难以发现。新加坡是全球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属于新兴的发达国家，其经济模式被称作“国家资本主义”，并以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而著称，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上海市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四大直辖市之一，中国国家中心城市，中国的经济、科技、工业、金融、贸易、会展和航运中心，位于中国漫长海岸线的最正中，世界第三大河、亚洲第一大河——长江的入海口以及亚太城市群的地理中心，拥有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和最大的工业基地。论资源，新加坡不说别的，甚至连沙土和饮用水都需要从别国购买进口，而上海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更有身后广大国土上的丰富资源可供使用。以下数据摘自权威网站：新加坡总土地面积约为714.3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257人；上海市面积为634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631人，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2011年，新加坡人均GDP50123美元，上海市人均生产总值82560元人民币（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3009元人民币），相当于13102美元。以上数据显示，上海的人口密度只有新加坡的50%，人均GDP只有新加坡的26%。换一种不太恰当的说法，我们的上海是1个人占2个人的地方，2.6个人出1个人的活儿。或许，这种比较有欠科学，但足以警示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构建我们的“屋子”！另据报载，截至2011年底，北京地区人才总量达到523万人，新加坡共和国的总人口只有518万。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和香港之后的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有“花园城市”之美称，在“全球宜居城市指数”中排名第三，今年7月初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城市”。
课堂上接触到一个词——旋转门现象。是指政府官员退休或离职之后下海进入企业、学校任职的现象，被西方的公共行政伦理专家称为“旋转门现象”。由此，我联想到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来源，虽说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但大多属于兼职，即便有少数专职也是属于公务员序列。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他们或者因为精力所限无暇顾及，或者囿于体制无法施展拳脚，在工作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更多时候充当“啦啦队”），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同体，角色错位混淆，难以有效履职，极有可能被俘获、被绑架、被控制。在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上，他们习惯于运用党政部门的想法和做法，屁股坐过来了（其实大部分情况下仍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思想没有转过弯来，似乎只记着目标的一致性，忘记了分工的区别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权力机关行政化的趋势，从而影响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这可否也是一种旋转门现象？在较长时期内，这种现象仍会存在，关键是我们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建构与创新来完善对其的管理，尤其要提供坚实的履职保障。
课间，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为我们作了题为“欧洲政治组织的问题”的演讲，回顾了欧洲政治组织18世纪以来的发展史，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区域化和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并就欧盟现存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趋势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欧盟（EU）即欧洲联盟，是由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的，经历了6次扩大，成为一个涵盖27个国家总人口超过4.8亿的当今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是一个集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于一身、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由此，我想起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一段话，并为其前瞻性和精准性而惊叹：“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美国巴纳德学院的校长戴伯拉·斯帕女士为我们作了关于通识教育的演讲。“通识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的方法，目的是培养跨学科发展的人才。在我听来，类似与我们国家教育提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区别在于他们是在大学阶段开展，我们从儿童踏入校门时就开始了。通识教育是先分后合，我们则是先合后分，孰优孰劣？不得而知。令人疑惑的是，我国在校生的总量远远高于美国，整个学制也相差无几，但顶尖人才为何如此悬殊？人家一亩地里的粮食产量，怎么就比我们五亩甚至十亩地的产量还多？说到底，不是“品种”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粗放经营，广种薄收。由此，我想到另一个问题——精英管理。一些成绩优秀的人走出校门跨入机关，进入决策层，他们可能足够专业，可以就某一项公共政策条分缕析，用公式演算，用理论推导，以至“完美无缺”、“万无一失”，但最致命的问题在于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必定是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甚至可能决策失误导致灾难性结果。这样的“屋子”，我们敢住吗？！
法律：人类“护身符”耶？
课堂上，教授引导我们像律师一样思考、像商人一样思考，从国家角度思考……
一种认识：法律是一把尺子，衡量是非曲直；是一把刀子，判断生杀予夺。
一种担忧：一个完全自由的经济，会不会没有节制？一个完全法治的社会，会不会失去活力？
一种假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巨大进步，既得益于法律的不完善，也得益于法律的逐步完善。惟因其不完善，才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也因其逐步完善，方能够促进改革、巩固成果。
一种看法：社会的和谐有序有赖于各方面的协调运行，如同一辆车子的平稳行驶，需要每个部件的合力推动，而不能单靠“法制”一只轮子。只有一只翅膀的鸟是飞不高的，只靠一只轮子的车也是行不远的。窃以为法治是人类进步文明的成果，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人类堕落退化的表现。古人对此早有察觉，老子曾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当处于上层的道德防线颓然坍塌，其作用丧失殆尽时，人类只有倚赖于法律这个最后的底线来挽救颓势。法的需求越大，表明人性的颓败越严重。当“夜不闭户”已成故事、“路遗不拾”已成绝唱、“童叟无欺”已成童话，法就仿佛是汪洋中的一艘“诺亚方舟”，成为人类自救的唯一工具。孰不知，当我们只有一种手段或方法调整社会关系时，那么这种手段或方法也已岌岌可危，并终将被突破和“践踏”。
一种“逻辑”：自由的获得，必须以失去诚信为代价？物质的丰盛，必须以掠夺自然为代价？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法律是不完美的，因为其制定者人类首先不完美，这或可成为实行人治者的借口？！
一种期望：法律原本是在人们的心里，后来被人们拿在了手里，现在几乎掉到地上了，什么时候再重新回到人们的心中？会不会有那么一天，这个世界成为统一的市场、有着统一的秩序？这些，或许遥远，但值得期待，虽然艰难，但值得努力。
统计学：让数字说实话
“用数字说话”，是公共管理者经常使用且十分有效的方法。英国前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说：“有三种谎言：谎言、糟糕透顶的谎言和统计资料”。是的，数字会说话，有真话也有假话，怎样揭去数字身上的“马甲”，看到事实真相，做出科学决策？
必须树立正确的思想。数字是推断的基础，决策的依据，差之毫厘，则谬之千里，来不得半点含糊，不能有丝毫差池。有时候，个别领导在工作中单纯追求所谓政绩，或明或暗指使统计人员编造数字，不合“口味”就不高兴。而有关统计人员或者揣摩领导意图，或者嫌麻烦，在选取样本、界定总体、进行描述时不科学、不充分，按“需”取舍，遗漏某些重要数据，混淆因果关系，编造虚假信息。故而，出现数字是数字、现实是现实，实际情况与统计数据相去甚远的现象。因此，必须以正确的政绩观指导统计工作，去虚求实，去伪求真，不说假话，“不作假账”。
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方法是到达目的的重要途径，统计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统计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要正确运用收集、分析、推断中的一系列方法，既要重视均值、中位数、众数，也不忽视异常值，既要重视正态分布的置信区间，也不放过两侧的概率，既要定量分析，也要定性分析，进而努力接近真相，做出科学预测。
必须施以正确的推断。统计的目的是为了得出正确的结论，做出科学的预测。因此，统计人员提供数字要有公心、专心、精心，绝不操纵，绝不说谎；决策人员运用数字更是要有疑心、戒心、细心，会读数、会看图，不受诱惑，不被蒙蔽，进而以点知面、以小知大、以往知来，做出正确的决策。□
（作者系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