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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凤仙已经习惯了将“我国”变为“我省”的表达方式，尽管当过15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她，当选省人大代表不过3年。
“最低生活保障还没有‘应保尽保’。”2005年2月27日，60岁的章以浙江省人大代表的身份，在浙江省一年一度的人代会上振振有辞：“我省还有不少人处在最低社会保障制度这‘最后一道防线’以外。”
与会的新闻记者很快使她的发言见诸报端。在“和谐社会”“关注弱势群体”的舆论氛围下，新闻界总喜欢关注章在人代会上的言行。过去的18年，她作为人大代表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言论，已使她的个人形象简化为单纯的“劳工代言人”。
章是人大代表中的风云人物。此前的2004年12月上中旬，她发起了中国第一个。“四级人大代表联络选民热线”。她热衷和工人打交道。该月16日，章接待了杭州西湖区的杨卫清老师傅。50多岁的杨，是一名国企退休工人，就当下退休工人工资问题，杨呼吁尽快出台《工资法》，以保障他们这部分人的权益。
章说杨的建议很好。4年前的全国人代会上，她曾提议国家制订《工资法》，并是该议案的领衔人，只不过彼时的直接动机，是对付欠薪，而非保障退休工人的晚年生活。
研读章在历届人大所提议案的目录，本刊记者发现，无论是当全国人大代表，还是当省人大代表，18年来，底层工人出身的她，完全是一位自始至终的劳工代言人。
大半截身体在民间
2004年12月中旬，章和其余9名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代表、西湖区人大代表去一个街道办事处走访底层选民。大家都认为章和工人选民们最为亲密。她和工人、民工一起开座谈会，言谈举止都让他们觉得自然、合群。
“因为我的身体在民间。”章补充道，“在工人中间。”
章非但参加浙江省人大组织的视察，还结合所从事的工会工作，每年大略花费两个月的时间在底层行走。她说，底层社会的调研，让她改变了刚当代表时一事一议的缺陷。才当人大代表的日子里，经常有选民造访她在省总工会的陋室，希望借助章的力量，解决和反映他们具体而微的迫在眉睫的苦难。来访者绝大多数是被称作弱势群体的一拨人，或者贫病交加，或者下岗失业。心疼这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们，她为之四处奔走。事办妥了，她更害怕了，因为她根本招架不住潮水般涌来的人群。她决意最大程度地贴近选民，寻找共性问题，经由人代会的渠道，化解那些找不到她的人一并存在的艰难。
1990年代初期，“三资”企业在中国大地上蔓延，鱼龙混杂。章在调研一家“三资”企业时，发现了奴役劳工的现象。走访另一家制造服装的“三资”企业，她目睹了工人在“血汗工场”的情状。没有专门的吃饭时间，坐在缝纫机前，扒两口饭菜，蹬几脚缝纫机。一天只能上两趟厕所的规定，让部分女工憋出了毛病。章在一个月的调研中，走进工人没有安全保障，被迫加班加点，劳动环境异常恶劣，被随意打骂的“悲惨世界”。1994年，章向全国人大八届二次会议，郑重提出“保障三资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的议案。嗣后，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保障三资企业职工权益的条例。
行走民间，洞晓工人疾苦，有时候难免和权贵阶层相冲突。据称，调查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对工人的不仁不义，时常得罪和这些企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别人劝她少管闲事，可她管不了爱管工人闲事的自己。
奇怪的是，有些老板不但不怨恨她，还感激她。章一时记不清是哪一年，总之，有个时期政府部门下发红头文件组织的评比活动特别多，评比的标准简单到花钱就能评选上，部分企业意见很大。章听闻后，搜集了一批评比文件复印后邮寄到相关政府部门，启动了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的法定程序：质询。章很高兴随后的结果：评比停止，退回已交付的钱款。
章一直关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工人情状，甚至冒着“政治上不成熟”的风险，在报章鼓吹改革“效率”的时候，暴露工人们遭遇的“向上的痛”，呼吁有关方面直视改革中的“公平”。1993年全国人代会期间，章的同事从单位给她打电话，告诉她一家国有改制企业的职工在集体上访，章当即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建议：妥善做好改制企业的职工分流工作，安排好职工生活。
5年后的全国人代会期间，章接到一个杭州下岗女工的电话。她在数年前的底层调研中认识了这个下岗女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她在电话中说，企业的效益不好，她下岗了，无话可说，可是把企业搞得一塌糊涂的经理，却换了个地方照样当官，这样的安排合理吗?章对本刊记者说，她进京前，在底层做过详细调查，下岗女工的电话，流露的不是一个下岗工人的情绪。当夜，她整理了随身携带的调查笔记，在次日的代表团讨论中，章没有像电视上那样论证国企脱困的宏伟蓝图，而是吐露出一丝不和谐音：“国有企业亏损，可望3年走出困境；如果职工感情流失，绝不是3年就可以挽回的。国有资产流失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前更应该警惕的，是工人感情的流失!”
据称，章的发言，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和全国人大的注意。返回杭州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给她打电话，只有一句：“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又3年，章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一个让媒体闻风而动的提案：国企改制不能富了一个亏了一帮，应尽快制订相应政策法规，将国企改制纳入法制化轨道。她以为，经营者在国企改制中持大股是应该的，但是部分经营者并未对国有企业的发展作出多少贡献，也没有拿出任何资本，就在一夜间占有原本全民所有的千万资产，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公平的。更不公平的是，她的工人兄弟姐妹们，合法利益在改制后的企业中得不到任何保证，没有得到提高的工资时常被克扣。
章在特定场合说出的一些语惊四座的话，常让人怀疑她对公平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2000年3月6日下午，九届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国家税务总局一程姓副局长到会听取代表意见。眼看主持人就要宣布散会，章突然举手要求“一分钟发言”。她说得干净利索：“根据国务院规定，从1999年10月1日起，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收入，可视为一次取得数月的工资、薪金收入，要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不符合朱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帮助下岗职工脱贫解困的精神。这笔为数不多的补偿金，将用于劳动者的生活补助及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些人年纪偏大、文化又低，什么时候再就业很难估计，再要他们缴个人所得税，客观上加重了失业职工的经济负担，建议予以免征。”
当晚，国家税务总局就派官员到驻地听取章的意见。章说，是年初，她去工厂和商店听取劳工们对她出席人代会的意见，有人不满地告诉她，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后取得的一次性补偿费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合理。3个月后，国家税务总局决定，自2000年6月始，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后取得的一次性补偿费，在职工年收入平均工资3倍数额内，可免征个人所得税。
消息甫出，衢州市纺织总厂的一徐姓下岗职工，几经周折拨通了她的电话，“感谢章代表为民请命”。章说，她是一名工人代表。她要为工人代言，把劳工阶层的社情民意，通过人大这个有序的民主通道，传递给高层，是她这样一个工人代表应尽的本分。
工人出身不影响议政素质
2002年全国人代会开幕时，章特地去人民大会堂信息查询系统查询此前一年议案的办理结果。个别议案的回复只有4个字：正在研究。章认为有关部门对人大代表的意见缺乏尊重。她批评说，总以为本部门才是议案涉及领域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发言权的观念，是最武断自大的。尽管她工人出身，学历不高，读书不多，但她调研认真，有一颗关怀民生体贴劳工的心。她的议政能力未必比专业人士低多少。
考察章的人大代表生涯，有学者认为工人出身并未影响她的议政素质。议政素质的提升，需要的并非人大代表精英化，而是人大代表平民化，有一颗站在平民立场的心。
本刊记者在杭州采访期间，受访者从4个层次论说了章的议政素质。
第一个层次，是章心中有劳工，关注民生，而非空洞的所谓大事。
据统计，章任全国人大代表15年，共提了187件议案和建议，90％以上与劳工的真实生活息息相关。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的陈雷英说：“由于关心工人生活，仗义执言而名声在外，找她帮忙、诉说困难的人越来越多。她呢，总是一张笑脸，耐心倾听，及时想办法解决。哪怕是深更半夜来敲门，她也不推辞。”
2000年夏季的一天，一名年过而立的中年妇女领着一个12岁的孩子找到章家。一进门，母女俩就给章一个封建式的跪拜。来者称，她所在的工厂在她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强行替丈夫已下岗的她“买断”工龄，并把她退回街道。她恳切地希望章代表斡旋，保住她维持全家生计的饭碗。
章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解决一个个案的意义，毕竟局限性太大。她想到了更多的下岗职工。对改制中的公平问题，劳工权益受损问题，她并非简单地呼吁了之，而是以人大代表提案、建议的方式，努力寻求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化解决之道。纵观章18年来的议案，关键词大多是：保障、职工、权益。
这就是章议政素质中的第二个层次。
调查发现，有的地方不经职工代表大会同意，领导作主，好好的企业说卖就卖了，职工往往在不知所措中就断了生路，这怎么行?2001年的全国人代会上，章提交了《关于尽快修订《全国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的议案》和《关于构建权威性的社会保障监督系统的议案》。她认为，一些国有企业转制后职工养老保险出现中断，许多企业和置换身份的职工无力参保；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参保率低；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展不快，许多应纳入保障范围的弱势群体未能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的配套实施方案不完善等等社会问题，国家应该尽快制订和出台相应的法律，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以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此前一年的全国人代会上，章连呈3个议案，呼吁以法律方式制止损害劳工权益现象。她解释道，虽然《宪法》和《劳动法》等法律都在保障工人权益，可她固执地认为自己要求制订《职工权益保障法》的议案，非常必要而及时。她的理由是一大堆调查数据支撑的4个“上升”：劳动仲裁呈上升趋势；企业中罢工、集体上访等突发性事件连年上升职工基本生活困难越来越让人担忧；劳工的工作环境越发恶劣，伤亡事故呈上升迹象。
看到私营企业中日益严峻的职业危害和生产事故，章写出另外一份议案：要求全国人大制订全国统一的《劳动保护条例》。
章的议政素质体现在第三个层次：在民间行走中拓宽思路，不仅将为劳工阶层代言作为起码的义务和责任，还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全局视角考察国家大事，从“特型演员”转为“多角色演员”。人大是立法机构，章总是主动参与内容多样的立法活动。1998年，章在出席一个反腐败的会议上了解到，政府采购是腐败的一个源头。经过一年的调查，她惊讶这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她领衔提出了制订《政府采购法》的议案，期待一个阳光政府的到来。不日，案头飞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的答复函：“该方案中的意见和建议，对于起草和制订《政府采购法》很有价值。”两年后的12月，章还列席了审议包括《政府采购法》在内的3部法律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因为这3个议案都是她提出的，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也都采纳了。
章的议政素质的第四个层次，表现在方法论上。她发起的四级人大代表在杭州设立“选民联络热线”，就是一个人大代表开拓民意渠道的创举。在杭州市滨江区，热线代表们还和建筑工人开了座谈会。这个创举引得中国百余家媒体的记者纷至沓来，影响深远；
广泛接触新闻媒体，利用媒体传播人大代表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章在人大代表中堪为楷模。2002年全国“两会”，是章15年全国人大代表生涯的谢幕之旅。是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则编者按语，以章为例，称赞中国人大代表议政能力的提升。
忧虑人大代表老板化
2004年底，章发起“选民联络热线”。她相信，如果没有私营企业主、全国人大代表沈爱琴等人的钱财支持，效果一定没有预期的那么好。尽管她自己花费了1000余元的手机费，但她晓得，单靠这一点钱是做不好事情的。
章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沈爱琴等老板代表在历次人大活动中的贡献。然而，对于普遍意义上的人大代表老板化，章有些担忧。她担心他们占据了本来属于劳工的席位，代言的却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尽管这一倾向还没有显山露水。
1988年，她第一次出席全国人代会的时候，同行的只有极少数几个国有企业的总经理；1993年，她第三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同机去北京开会的，也只有少数几个老板代表；1998年她第三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一起奔赴北京开会的老板代表骤然增加。2003年，她当选浙江省人大代表，从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中消失了。她没有去北京，却从媒体上看到诸多私营企业主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章肯定了私营企业主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积极意义，却对人大代表老板化表示忧虑。她说，部分私营企业主代表在全国人代会上，往往利用短暂的发言时间，宣说自己的企业史，和个人作为企业家的奋斗史。她觉得，有国家领导人在场的代表团发言，是非常重要的为民陈情的时刻，挪作它用很可惜。
据悉，章在领导人到场的代表团会议上，所谈多为关乎劳工阶层权益的事。2002年3月12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的尉健行，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浙江代表团的审议，听省长柴松岳谈过浙江经济发展、省委书记张德江论过党风廉正和精神文明建设后，章就职工权益保护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章说，换个角度看，各个阶层的代表述说本阶层的事，也有合理的一面。问题是，人大代表老板化的趋势越明显，为老板阶层说话的声音就越大，为大多数劳工代言的声音就会变小。她说：“我并不反对私营企业主当代表，但是尽量不要让已是农场主的私营企业主占据农民的名额，不要腰缠万贯的老板，以工人的身份当选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