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记者 朱宁宁
“云南省百名非遗传承人记录工作，第十回，共17个，还有83个。”7月18日，昆明理工大学教授巴胜超记录下云南省第一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的最新进展。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递者。传承人记录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7月8日至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执法检查组在云南开展执法检查。本次执法检查的重点之一，就是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建设情况以及非遗传承与传播情况。
名录
“一座姚州城，半部云南史。”
7月9日下午，执法检查组一行来到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光禄古镇。这里是央视纪录片《非遗里的中国》云南篇的拍摄地。
在光禄古镇非遗传承所的展厅里，姚安花灯、梅葛、姚安坝子腔、彝族服饰等多个非遗项目以实物和图片介绍的方式进行着展示。展厅墙上还以图表的方式将楚雄州所涉及的20多个国家级、省级、州级非遗项目的相关情况逐项列明，让人一目了然。
非遗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系统性保护，建立代表性项目名录以及记录人名单十分关键。据介绍，云南省认真组织开展非遗代表性项目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公布工作，目前全省共有非遗代表性项目11500多项，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3项、国家级145项；全省共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7600多人，其中国家级125人。
摸底
云南作为全国首批非遗调查试点省份，早在2003年至2005年就对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的非遗资源开展全面摸底调查。调查内容包括非遗项目的种类、数量、分布、传承情况等，涉及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10大门类，建立全省非遗档案和数据库。文字记录量达194.86万字，录音记录量12518.25小时，摄像记录量13189.42小时，征集实物资料5671件，登记实物资料5674件。汇总文字资料13467册，音像资料5971盒，电子资料4871.62GB。
与此同时，云南省还开展项目调查。先后组织开展非遗田野调查培训10期、影视人类学培训1次，共培训非遗保护工作人员1400余人次，形成非遗田野调查报告，为云南省非遗阐释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文化和旅游部支持下，云南省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对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怒族、阿昌族、普米族、布朗族、景颇族等8个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进行“典藏计划”试点，目前已完成普米族、独龙族、怒族、基诺族4个人口较少民族典藏记录工作，其余4个试点正按计划推进。
此外，云南省积极推进非遗数据库建设。建成云南非遗数据库管理系统，录入国家级项目145个、省级项目434个，录入国家级传承人125名、省级传承人1318名，录入云南省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云南省传统戏剧曲艺汇演、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宣传展示活动，云南非遗公开课、国家级省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非遗专题培训数据资料，数据量达9.5TB，其中文档4000余个、图片20000余张、音视频3000余个。
记录
此次记录工作，巴胜超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协助完成百名非遗传承人的“综述片”“口述片”“传承片”和“口述史”等影像、文字文本。巴胜超以非遗为研究对象至今已经十余年，在田野调研中，他与基层非遗工作者、非遗传承人有着长期、近距离交流。但在此次记录过程中，他仍被非遗传承人独特的人生故事和传承经历而深深打动——
一生穿梭在针线间的大理白族服饰传承人杨文焕，不但技艺纯熟，还主动进行服饰的产业化创新发展；神秘的彝族舞蹈“大锣笙”传承人张成兴，虽然有痛失爱子的人生缺憾，但仍然在大山中坚守传承；在哈尼“同尼阿波”（同尼爷爷）传承人陈义兴的舞蹈中，能看到中国早期舞蹈的原生形态，这在当下歌舞同质化舞台化的现实语境中难能可贵；油纸伞传承人王立魁一家人在简朴的生活中坚持做传统油纸伞，保留着中原油纸伞的传统形态……
在云南，像这样的非遗传承人，还有很多很多。巴胜超期待能通过记录，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更多精彩的非遗传承故事。
期待
让非遗的传统技艺传下去，数字化保护是重要手段之一。
为全面、真实、系统地记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的丰富知识和精湛技艺，给后人传承、研究、宣传、利用非遗留下宝贵资料，云南省于2023年启动160名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利用数字化手段，对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抢救性记录。第一批共确定100名传承人，记录时间从2023年8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记录内容主要包括项目背景、项目实践、技艺流程与特色、口述访谈传承人的实践与人生经历等。记录成果主要包括技艺传承片、口述片、综述片，口述片文字稿、综述片将形成10卷口述史丛书公开出版。
除了专业团队和传承人本人，很多传承人的家人朋友还有基层非遗工作者也参与了此次记录工作。
“实际上，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每个传承人的口述史成稿都在3万字以上，口述片3.5小时以上，技艺传承片2.5小时左右，再加上30分钟的综述片，评审专家需要至少一整天的时间才能看完，此外，还要针对这些影像提出修改意见。”巴胜超告诉记者，记录工作十分耗时，但目前经费却并不十分充足。他希望后续能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特别是一些公益影像投资机构能持续性、长期性地参与非遗传承人记录工作。